生的房子楼上，还半开着两扇古老的花窗，粤东会馆门前的狮子还是长着南方的脸相。

莲生要是当时不参加夜呼队，没有如此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也许他身上那种古旧的文雅之气会引导他成为一个小学教员？一个账房先生？一个地方小报的编辑？

那个少年轻快地走着。这个平乐少年，他将来还会为一个信仰而离家万里吗？

这个春天，当我前往平乐时，莲生已经九十二岁。他1945年随两广大队离开延安。最初两广大队的目的地是南下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牵制百万敌军。在长途行军的过程中，日本投降了，他们这支部队转而去了东北。莲生在万里行军中将膝盖中的软骨磨损殆尽，到老年时几乎无法站立。他在回忆录里写过这次历时半年的行军：

行军艰苦而紧张。我们常常为躲开敌人而整夜急行军，或者头一天下午出发，接连一个黑夜再一个白天，昼夜不停。那时条件简陋，连一个水壶也没有，行军途中渴了，就在路边的沟里舀一碗浑水，滴一滴随身带的碘酒就喝。有时情况突然变化，命令一下，哪怕是刚端起饭碗，没吃完饭，也得撂下碗，饿着肚子走。我在那时，能五分钟吃饱一顿饭。

后来到使馆工作时，需要讲究外交礼仪，花了好长时间，我才把自己吃饭的速度降下来。

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些书。在行军途中，看完一页，撕去一页，以减轻重量，这是大家那时通常的读书方法。我在照相馆做童工时，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这样连续每天百余里的行军，要比别人多费许多力气。艰难的时候，自己就在心里默念着"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居然也走下来了，想起来真有成就感。

我的战友、同乡、西公（西北公学）同学钟光（广西大学学生）因为过度疲劳诱发心脏病，卫生员以为是感冒，让他骑毛驴随队行进，等拖到了太岳根据地医院，医生大发脾气，责问心脏病这么重，为什么不睡担架，那时卫生员的医务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诊断。钟光到医院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在赶往东北的路上，头顶上是美国替国民党运兵的飞机，我们则是凭两条腿。他们快，我们慢，但他们人少，我们人多。我们一路强行军，每天最少走九十里，多时一百三。一个月走了几千里，好不容易差几十里就要到山海关，以为不要再辛苦两条腿，可以乘上火车了。未料到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要我们往回走翻越长城去热河。

政局与战局就像一盘棋局，我们这些棋子需要按棋局的需要不断移动。

直到多年后，中共在战争时期的档案陆续解密，莲生才了解到，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们走了整整半年，只是中共迷惑蒋介石的一种方式。

八十五岁时，莲生开始为我们几个孩子写回忆录，或者说，是我们怂恿他写，他那时开始就长住医院，生活充满局限。他年轻时代做过多年情报工作，从东北，到广州，以及后来的东南亚。他做过的工作大多至今未能解密，我们这些孩子，甚至我们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到底做过些什么。而他写的回忆录，即使语焉不详，也不能公开。怂恿他这般带着镣铐跳舞地写回忆录，我们不过是想让他因此找到打发漫漫老年时光的兴致。

莲生对日常生活毫无兴趣，除了喜欢旅游和游泳。但自从坐上了轮椅，两者皆废。于是，他终日握着一支红蓝铅笔阅读。他的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六年，得六万字。

平乐对我来说，一直只是一个户籍上的地名而已。

莲生总是淡淡地说，家乡已经没人了，解放后，他将爷爷和姑妈接来我家一起住，好像已将自己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