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了根本方针

二哥不仅是我暗夜中的明灯，也是指示我一生进路的指南针。我们对宗教的见解相同，对社会的认识也一致。也就是说"要先给面包"这个意见，是我们一致的结论。但我在还来不及想出如何给面包的方法之前，便彷徨于恋爱的歧路上。这时，二哥却一直向前猛进，取得了最后的结论。他认为给面包的方法，古人业已道尽，社会改造论、土地处理法案等，均已陈腐。要之，实在于如何付诸实行，而实行之道，唯有靠"武力"一法。他观察社会的现状，担心俄国有一天会用野蛮的暴力，蹂躏人道，剥夺民权。因此，他主张为了维护民权必须依靠武力。也就是说，无论进而向世界广布人道，或者退而维护人权，武力的基础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那么在什么地方奠定这个基础呢？

于是，他的夙愿--中国问题又复活了。他说："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所以不进步。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同我们的思想相近。他们之所以怀古，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吗？但是这个掌握政权已达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诀，以致民困国危，终于自受其祸害，势将不能支持下去。这岂不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吗？空谈理论究竟于世无益。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此生，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至于法国、美国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或不一定与我们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宇宙中建立一个新纪元的方策，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听罢为之雀跃。这一席话解决了我一向的疑问，从而确立了我一生的根本方针。我们又商量了一些细节，最后决定先由我单身到中国去熟习语言风俗；二哥做好一切准备，随后再来。我又遵照二哥的意思，去和大哥商量，便从长崎返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