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时行履处

第一次见到净慧老和尚，是在柏林禅寺普光明殿前。

我和几位朋友跟随熙熙攘攘的人群游览柏林禅寺，看过赵州和尚塔，来到普光明殿前。这时，有人说，净慧法师来了。

引颈望去，一位长者，白净面皮，身着僧衣，一脸慈祥，从远处走过来。他的目光久远，他凝眸的世界，似乎与我们这些匆匆过客并不相关。见他走近，我和同行者一起双手合掌。他也微笑着合掌还礼。

有人要与他握手，老和尚停下脚步，微笑着和想握手的人们一一握手。握手者掏出名片递上，有人介绍与老和尚握手者的官衔、身份。

与老和尚淡然的微笑相比，世人所孜孜以求的用职务大小或钞票厚度来证明的浮名，其实是一种累赘。那些称谓，那些浮名，在老和尚眼里，是远离了生命实相的过眼云烟、镜花水月，不过是一种临时的现象、一个稍瞬即逝的名词而已。

握手已毕，净慧法师依然合掌：“阿弥陀佛，请各位到后面随喜吧。”

言罢，悠然自在的他，垂下长袖，飘然而去。

望之俨然，即之却温。

十余年来，净慧法师和他倡导的生活禅，在国内佛教界影响甚巨。凡是参学生活禅的人，总想对净慧法师多了解一些。

1934年，一个冬日。一个一岁多的婴儿被抱进湖北新洲汪集镇仙姑庙。

“哇——哇——”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打破山门的寂静。当家的比丘尼海善法师从来人手中接过婴儿。仔细审视，她发现，这孩子虽然面色焦黄，四肢细瘦，但深陷在前额下的两只眼睛却虎虎有生气。她脸上不由地露出几分欣喜。侍立在旁的孩子父亲，见此情景，长长吁出了一口气。

这襁褓中的婴儿，就是后来的净慧法师。

因为家贫，他一岁六个月时便被父母送进庙里。

汪集镇仙姑庙是乡下小庙，管庙的海善、仁德二尼师原本也是穷苦人，她们心地非常善良，为这个婴儿起名“如意”，盼望他一生万事如意。

春去秋来，小如意渐渐长大。庙里做法事，他在外面听，早晚烧香也能上前帮个忙。

1948年，十五岁的如意前往武昌普渡寺，求受沙弥戒，得法名“净慧”，从此开始正规的寺院生活。

1951年初，听说禅门宗匠虚云老和尚驻锡的广东云门山大觉寺开坛授比丘戒，净慧法师兴奋不已。能在虚云老和尚门下受戒，该是多么荣幸！

怀着无限憧憬，十八岁的净慧法师不远千里前去求戒。

虚云老和尚没有马上答应传戒之事，他给了净慧法师一把锄头、六斤花生种子和一亩荒地，让他先去种地。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虚云老和尚发现净慧法师是个好苗子，终于答应，让他在云门寺受比丘戒。

1952年，净慧法师成为虚云老和尚法嗣，老和尚为他起法名“妙宗”。虚云老和尚教导他：“人生在世，无论士农工商，欲求不虚生浪死作一有用人物，首要立志高尚。盖志高则趋向上，人格自高；志卑则趋向下，人格自卑。”

受戒后，净慧法师有幸随侍巾瓶，为虚云老和尚作侍者，其后在寺院里任副寺、监院等职，并接传虚云老和尚的法脉。师从虚云老和尚之后，净慧法师对于老人的言教事迹，有所留心。

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虚云老和尚鼓励净慧法师前往报考。

净慧法师没有辜负虚云老和尚的苦心，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中国佛学院第一批学僧。他学业精进，才与日长。普通班毕业后，他又继续向上，成为中国佛学院首批研究生。

1959年，虚云老和尚进入涅槃的消息传来之后，净慧法师大恸，痛悼之余，为报师恩，他着手汇集、整理虚云老和尚的法语、诗词、开示。

1962年，虚云老和尚圆寂三周年之际，由净慧法师编辑的《虚云和尚法汇续编》付梓流通。谁也没有想到，这本装潢并不精美、印量不足百册的油印小册子，给净慧法师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

1963年9月，净慧法师被打成右派，强迫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

烟波淼淼无处寻，此去春秋十五轮。保任参禅从不辍，冬雪化时满目春。

回顾这段经历，净慧法师说：

我过了十五年的右派生活。尽管我最好的时间在这十五年度过了，但是从人生的经历来讲，这十五年我现在还在受用。我能够有现在这样的胸怀和体魄，对各种事情能够有一定的经验，包括盖房子、种地、待人接物，这些经验都是这十五年中积累起来的。我很感谢这十五年。我的感谢绝对不是讽刺，确实是从内心里表示感谢。这十五年中假设我不是右派的话，作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把握不住，不知在十五年当中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在中国佛学院读书，要毕业的时候就打成右派了。尽管在那里读了九年书，实际上并没有拿过毕业证。“文革”期间，很多同学正正反反都牵连进去了。我因为离开了北京，所以没有卷入文革的是是非非之中。

1977年有个52号文件。那时邓小平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对全国所有的右派、五类分子一起摘帽。因为我的档案被转来转去转没有了，没有机会摘帽子。52号文件以后，有人问我说，所有的五类分子都摘了帽子，怎么你的帽子还没有摘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们就叫我去找。我只好硬着头皮到我家乡县里的统战部，找来找去说档案没有了，而且名字对不上号。我原来的名字叫净慧，文化大革命反对封资修，宗教迷信的名字更不能要，就起了一个名字。我俗家姓黄，村里的乡亲父老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黄建东。所以人家只晓得有黄建东，这净慧到哪里去找呢？终于找到黄建东的档案，黄建东没当过右派，只有净慧当过右派，两者对不起号来。结果怎么也找不到我被划为右派的档案。不管有档案没有档案，既然是右派，就给摘了帽子。这是1977年冬天。摘了帽子以后，1978年就不要参加劳动了，我在一所中学教了一年书。1978年冬天，中央统战部有一个调令，要把我调回北京。

1979年，过了春节，大概是2月8号，我离开家乡准备重返北京。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关于养我的那位比丘尼的故事。1950年，她被迫还俗，后来生了一个孩子。不管她是否还俗，她都是我的恩人，是养我的母亲，我总是这样认为。我落实政策回北京之前，先去她那里辞行。她非常依依不舍。她对我说：“你这一去很久不会回来了，我的身体又不太好，希望我去世时你能在身边就行了。”我说：“你要有病，打个电报我就回来。”她说：“我恐怕你回不来。你要不在身边，我这一辈子出家一场就等于是白辛苦了。我非常希望我闭眼睛时你能够在身边。”这是她正月初四晚上说的话。正月初五我就准备离开她，回到我自己的老家去。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她做了饭让我吃。我就背着小书包离开养母的家。我走出不到二十米，她就从坐着的椅子上躺下去了。他们赶快叫我回来。我回来一看，她全身出冷汗，就把她抱到床上。这时是十点左右。到下午三点，她就去世了。虽然她不是我亲生的母亲，但她这种依恋之情使我非常感动。我没有想到在我要离开她的时候，能够使她的愿望得到满足。我在那里为她助念、入殓、送她上山，然后才离开。她的愿望实现了，我也最终报答了她抚养我一场的恩德。这件事使我对人生的感触特别深，尽管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在生离死别之际有这样的感应，对我有很大的教育。

1979年，政府改变宗教信仰政策，净慧法师得以抖落一身旧风尘。

1979年，我回到北京住在广济寺。那时我已经四十五岁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在十五年的劳动中，我所有的书都给烧掉了，仅仅留了一本功课本和范文澜所定的《中国通史》。到北京后，一切从头开始。尽管我在佛学院待过九年，本科、研究班、研究部都待过，但那时的学习以搞运动为主，没有很好地系统学一点东西。我现在挂了很多的名堂，这个主编，那个主编，实际上我肚子里并没有什么墨水，不像现在这些法师，有好的环境，能够在国内学习，又能够到国外留学，能受系统正规的教育。我对他们的学法因缘，实在是非常羡慕。我自己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中年时代，都处在国家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没有很好地学习求法的因缘。

1987年10月，时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法音》杂志主编的净慧法师，陪同“日中友好临黄协会”第七次访华团，参拜河北赵州柏林禅寺赵州祖师塔。目睹祖庭废圮，净慧法师不禁热泪满眶，吟出“寂寂禅风千载后，庭前柏子待何人”的感伤诗句。

1988年，河北省委统战部礼请净慧法师来河北。是年，河北省佛教协会成立，净慧法师被推举为会长。同年，河北省政府批准柏林禅寺作为宗教场所开放，交河北省佛教协会管理并筹资修复。

百废待兴，然而筹集资金，并非易事。净慧法师沿门托钵、十方募化，从中国内地到香港、台湾，到美国、法国、泰国、新加坡、日本，行程数万里，感动各方善信。之后，十五年辛苦，平台涌楼台，法幢得重竖，一座崭新的柏林禅寺，耸立在世人眼前。

中兴后的柏林禅寺，占地八十亩，由山门到万佛楼，前后共有五重殿宇，建筑面积达一万五千多平方米，规模之巨，冠华北之首，被誉为“京南第一名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