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政治权力的全力支持，资本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短短的十多年里，中国从一个资本奇缺的经济体急剧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经济体。外资的大量倾入和本土资本的扩张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到今天，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态势。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而且它在这么短时间里产生如此巨大的外在影响力，也为历史所少见。

社会权力成为牺牲品

那么社会权力呢？社会权力处于三种权力的最低端，成了当然的牺牲品。因为政治权力站在资本这一边，人民的土地经常被剥夺，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对资本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这种吸引力有市场的因素（尤其在发展的早期），但这里更有政治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压低了地价和劳动力价格。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导工业化，农民成为被剥夺者。在这个资本主导的时代，农民再一次被剥夺。当然这一次是“自愿”被剥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奔走于全国各地，为资本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但他们连最基本的权益都毫无保障。在资本面前，他们是劳力；在城市居民面前，他们是二等公民。

当然，三种权力的失衡也破坏了任何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环境就是其中之一。当资本和政治权力走在一起时，环境也显得软弱无力。尽管中国的环保问题已经异常严峻，但除了一些官员和社会群体微弱的呼唤，没有出现有效的力量来制衡资本的力量。

不过，当资本过于霸道的时候，政治权力本身也必然成为牺牲品。在和资本的有机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与其说是总体政治，倒不如说是个体官员。个体官员显然是赢家，他们在和资本的密切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国家的总体政治则不然。一个政权光有资本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的支持。政治和资本的密切关系甚至一体化已经导致了无尽的腐败。一些学者已看到，中国的精英们（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方法，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来剥夺无权状态的社会大多数，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这就是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这些精英集团操控着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能够轻易实现财富的转移。

必须规范资本行为

更严重的是，在资本权力毫无节制的情况下，政治和社会权力已经失去驾驭和管制资本的能力。一方面是资本渗透政治权力，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操纵政府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官员和资本关系紧密，很难下大决心来节制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资本主导下的寡头经济甚至寡头政治。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每当中央政府出台宏观调控举措，就必然遭到资本权力的抵制甚至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