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记者，请返回我们的原点，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既不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也不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并探究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以免像少数政治家和商人那样，陷入意识形态和利润的泥沼。

我们是记者，不是牧师，也不是革命家

“我猜想，当我死后站在天堂之门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将是美联社的记者。”许多年后，圣雄甘地的这段说辞，鼓舞了中国的我。但是，我只将自己当做一个疯狂追寻独家新闻的记者，而非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

1932年，一个昏暗的午夜，印度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甘地，背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英国人的囚牢。

他被释放的消息极其隐秘，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让他脱离囚禁的火车站究竟在哪里，到底有多偏僻。

当他将行李拖上火车站台，有个人突然从黑暗中冲过来。他看清了，映入眼帘的是美联社记者吉姆·米尔斯的脸。过去，他报道了甘地为印度独立所做的一切。现在，这张熟悉的面孔又一次在他的眼前晃动。

那一天的新闻界，他是唯一知道甘地获得自由的记者。

甘地感慨地说:“我猜想，当我死后站在天堂之门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将是美联社的记者。”

若干年后，这段鼓舞人心的说辞，不仅鼓舞了众多美国记者，也鼓舞了中国的我。我甚至会渴望，当我真的站在天堂门口的时候，我也能遇见我渴望遇见的新闻当事人。但是，我只会将自己当做一个疯狂追寻独家新闻的记者，而非一个救赎世人灵魂的牧师，一个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一个砸烂旧世界呼唤新世界的革命家。

初为记者的时候，我有一种牧师般的道德优越感。直到今天，有的同行仍然会在言谈之间，流露出惟新闻独尊的优越感。他或者她，会在假想中设定自己的使命: 以笔为枪，与邪恶作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人间真善美。

我很钦佩他们的使命感，并且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论及使命感时的真诚，只是我自己，已经不再将自己当做救苦救难的牧师，或者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家。我开始承认我的世俗和软弱。我不愿夸大我作为一个记者的使命，反过来，我一再劝慰自己，保持一份平常心。我对《南方都市报》首席编辑、乡贤何雪峰说，我们的工作不比一个菜市场的屠夫高尚，我们的智商也未必强于一个事务所的会计师。

2008年秋天，我去美国参加一个被命名为“默罗计划”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默罗是上个世纪美国闻名遐迩的记者，因为他的卓越声名，他被总统任命为新闻署署长。后来，美国新闻署并入了美国国务院，成了美国外交机构的一部分。几年前，为了纪念他的杰出成就，邀请新闻记者到美国访问的计划，被国务院命名为“默罗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