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美国国务院找到了默罗的儿子，请他去《纽约时报》和大家见面。面对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国务院官员高度称赞了默罗的功绩。稍后，默罗的儿子开始演讲，谈他的父亲为新闻自由而战的个人历史。接着，他开始接受记者们的提问。

一个外国同行问:“在你很小的时候，你的父亲就在世界各地采访、写新闻，鲜有时间顾及家人，你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吗？”

和默罗的儿子对话前，我们在美国国务院，与“水门事件”的采访者鲍勃交流过一次，有一个国家的记者问他，你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我们非常地欣赏、崇敬和羡慕，但是在我们的国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你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么？鲍勃跟他说你要Keep on！Keep on！意思是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话音刚落，另外一个国家的记者就站起来了，他说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我们需要有一个工作，我们没有美国这样制度性的环境。

当天晚上，我和《环球时报》编辑王文，一位让我对未来新闻界充满信心的“80后新闻人”，讨论了这件事。我认为，鲍勃作为一个记者本身是优秀的，但是创造“水门事件”这段历史的不是鲍勃，而是美国的宪政制度。鲍勃自己也说，美国国务院的大楼里，有很多人想把他抓起来，但是他们做不到，因为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保护了他。

说到我们的工作之于我们的国家，我说，我们能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但我们引领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为这种有限的引领做出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有特别高的期待，因为很多时候，媒体对国家的贡献并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努力。

冷静地想想，媒体和记者的价值，我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贡献，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体性的。毋庸置疑，过去的20年内，我所在的媒体，在不同的时期的确走在了同行的前面。和同行比，我们拥有更多优秀的记者和编辑，做出了更多优秀的报道，做出了一份相对出色的报纸。但是，这些年，新闻业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的一己之力推动的。我承认我们的光荣，承认我们曾经和现在所做的贡献，但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对新闻的功能的推动，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中，不是独立的、唯一的。

我们说媒体的重要、记者的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媒体重要和我们作为记者重要，而是因为媒体在整个社会运营当中担当了一种结构性的功能，如果我们说第四种权力真的是新闻自由的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它仅仅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一种权力制衡的力量。它对社会的正面价值，是通过结构性功能体现的，而非像革命家那样是通过办革命的报纸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