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不久的IBM前董事长郭士纳，在他亲笔写就的自传中一点都不隐讳他不太瞧得起记者的态度。他说，他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每年接受采访的次数不过两三次。他坚称，他总是拒绝和四类记者打交道: 那些认为只有坏消息才叫新闻的记者；那些为了抢头条而不惜牺牲报道内容的记者；那些让你认为他们是在有倾向性地进行报道活动的记者；那些就是不喜欢你的记者。曾有美国商业记者抱怨说:“当我给微软的比尔·盖茨打电话时，他从来都是亲自接电话，为什么郭士纳做得那么差劲？”郭士纳的解释是，他只接受一个有精确的采访提纲，并对IBM认识深刻的记者的采访。

仔细品味这个异国财富明星似乎很有道理的话，除了说明要求采访他的记者大多数时候总是浅薄和泛泛而谈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有两点，一是他的傲慢和偏见，另外就是潜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媒体的利用之心。

当我面对张维迎

当张维迎处于风口浪尖，他到新闻媒体上自我辩护，何错之有？我们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上，给他一个自由兜售观点的摊位，有何不妥？新闻自由不仅是记者的自由，是利用媒体攻伐张维迎的人的自由，它还是张维迎的自由。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张维迎有没有撒谎，我是否应该将他的言辞刊载出来？当记者审慎的怀疑精神与来自采访对象的权威的非真实信息发生冲突时，我建议我们接受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杰克·富勒的观点:“先刊载了再说。”

口水新闻的价值在哪里

采访张维迎，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意外。

2007年11月26日傍晚，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想不想采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光华”)院长张维迎。我一愣: 张维迎发生了什么事？

来电者说，一封以张的同事、另一位光华教授的名义发表的网络版公开信，指责张维迎内斗，骂他品行“卑鄙肮脏”，是“流氓”。

我突然想起，此前的那个深夜，凌晨3点的光景，年轻的同事苏永通在MSN上问我: 是否认识光华的老师和学生？

光华是中国商学院的翘楚，是中国版的哈佛商学院，每年都有数十名高考状元来到试图成为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光华。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好事者津津乐道的新闻。

此前半年，张维迎的另一位同事、享誉海外华人经济学界的一位教授，被光华院长办公会议免除了教职。该教授在网络上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写了封公开信，意指: 他被开除是因为他在院长张维迎“扶正”一事上“站错了队”，张维迎狭私报复。搞得知识界和新闻界沸沸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