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坐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我苦苦地想，我怎样才能挖掘到“形而上”的价值元素，超越“口水新闻”的“形而下”。无论是我个人的兴趣偏好，还是《南方周末》的品位诉求，都强迫我回归严肃新闻的起点，突破“骂街新闻”与生俱来的瓶颈。

第三天夜晚11点，当我和苏永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写什么、怎么写了。

我们要写“形而下”的“口水冲突”。采访双方当事人，平衡报道这件事。

我们还要写张维迎是个怎样的人。这是人类的好奇心决定的，也是放大新闻传播价值的需要。我希望我们呈现的报道，不止于“形而下”的口水价值。我希望我能在报道中呈现人的命运、光华的命运、院长负责制的制度安排、西方商学院模式的中国境遇。我想将这些内容装入我们的报道，就像佛像装藏一样。

知道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将文章构架设计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作为由头的“内斗接着内斗”，就事论事地表现张维迎和两个同事的内部纷争，以及他人对这个事件的看法；第二部分，作为主体的“张维迎是个什么样的人”，追问张维迎本人以及熟悉他的人；第三部分，作为纵深的“偶然还是必然”，探寻张维迎和光华老是出事的环境和制度要素，进一步说说张维迎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我的报道牵涉到环境和制度要素，但我不希望强行将张维迎的“人事门”解释为改革的遭遇。我期待的稿件是张维迎一个人的叙述，所以，我自己拟定的标题不是见报的《争议张维迎》，而是《张维迎: 风口浪尖誓言忍辱负重》。我这样做，是希望我的报道尽可能地客观中立，既然该文的信息主要来自张维迎，那我就不能自己跑出来指手画脚，随意地给张维迎和光华贴标签。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谋划得再好，实施的结果也总难免大打折扣。何况，我预先的谋划最多算得上“取法乎中”。稿子面世后，反对张维迎的人在网络上嘲笑他，说:“黔驴技穷之下打出悲情牌，唱出《窦娥冤》。以都是改革惹的祸，为光华的利益我不祭旗谁祭旗，做一出黄粱美梦，妄图博得同情、怜悯与支持。真是: 改革已成垃圾筐，破桃烂杏可劲装。流氓地赖成栋梁，地覆天翻慨而慷。张维迎新歌: 成亦改革，败亦改革，都是改革惹的祸。”

为什么有此讥嘲？我仔细核对了一下原稿，也许是见报文稿中多了一句话:“这一切，在张维迎自己看来，源于自己掷地有声的强力改革。”其实，我原稿中并没有这一句，相反，我还在稿子中加了一句:“光华接连爆出的人事纷争，与张维迎的改革有没有关系？张维迎坚持说没有。”

我不知道前面这句话是谁加上的，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加上去的。

两句话同时出现在文章中，其实是矛盾的。回头想想，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的责任。我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将稿子传到编辑部，给后续的编辑出版流程留下的时间太短，而且我对“形而上”的坚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手忙脚乱的同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