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讲述我和秦晖老师交往中的这一细节，目的不在于赞美他是个纯粹的学者，而是希望通过对他的赞美，管中窥豹地讲述本世纪初叶媒体与学者打交道的初始形态，见微知著地记录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萌芽之初的媒体生态。简单地说，在媒体和学者构筑的市场关系中，媒体是需方，学者是供方。没有大众媒体旺盛的市场需求，就不会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诞生。

与毛寿龙教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是一场媒体和学者彼此成就对方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公共事务得到了空前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得以慢慢孵化。

我的新浪电子邮箱中，迄今还保存着我和毛寿龙教授的通信。

毛寿龙，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昔日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后访问学者。2001年，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时，和他开始了媒体与学者之间的交往。

根据“深度成就高度，高度成就影响力”的内容生产理论，当时《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创设了一个典型的“三段论”: 第一段说新闻事件；第二段说诸多同类事件合成的现象；第三段说制度思考。

第三段需要借助于学者来完成，苦恼的是，我们所采访的学者对我们所关心的现象往往不得要领，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不得已，我们只好采访一堆专家，根据自己的叙事逻辑选择他们的观点。这样的做法，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探讨不了真问题，从功利的角度看，可谓“出七分力讨三分好”。

直到有一天，我从一个朋友发来的资料中看到毛寿龙撰写的《艾滋病控制的制度分析》，陡然发现采写“第三段”制度思考，还是有出三分力讨七分好的可能的。

毛寿龙的这篇文章，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作者以一个海外留学生的心态，表达了他对祖国艾滋病流行的担忧，还从一个制度分析学者的视角，给出了控制艾滋病的政策建议。通过那个朋友，我得知这位作者的工作就是着眼于当下的政策行动，以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政府的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并分析其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意义。

对我来说，对整个编辑部来说，他的文章是新颖的，他的研究领域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制度分析框架，但那篇文章的风格是我们所期待的: 感性和理性天然融合，理论性和可读性兼而有之。虽然我们不懂得他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但我们都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方法、领域、框架对一份时政新闻周刊的价值。

彼时的我们，已经厌倦了时政新闻司空见惯的道德谴责，我们渴望一种关怀制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新闻思维，毛寿龙的出现，让我和我的同事们心花怒放。

通过朋友，我给远在美国的毛寿龙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与他取得了联系。查看过去的电子邮件，我写过这样一句话: 从制度设计而非道德谴责的层面探讨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基本原则，我们希望您能成为我们的高级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