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很爽朗、很雅达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接下来，我做了一个地方利益的封面报道，照例，我需要联系一个学者完成“第三段”的制度思考。

我又找到了毛寿龙，我希望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对他做个专访。

需要解释的是，当时的我，最希望的就是采取专访的形式，而非学者自己撰写文章，因为依据单位对记者的考核方式，专访算是记者自己的作品，而非被访问者的。如此，记者就能多拿一份稿费。这是我自己的小九九，毛寿龙可能不会知道，知道了可能也不在乎。

可是我知道，所以，我在乎。作为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我请毛寿龙为我们撰写评论，给他开出当时看来不菲的稿费。

毛寿龙撰写评论文章，起初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雅俗共赏。为了适合读者的阅读，我做起了他的编辑，我像个翻译似的，将他的学术语言转化成读者易于接受的民间语文。

毛寿龙不是个别现象，世纪之初的一拨学者不是一开始就会写报刊文章的，从学术论文到学术随笔，大多数学者都经历了一番煎熬，有的人从来就没有熬出头，只能回到书斋与同行对话。

毛寿龙的悟性高，熬的时间比较短，他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只不过那时候“专栏作家”还没有成为头衔，请学者做专栏作家也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

学者以专栏作家的头衔介入新闻媒体的内容生产，成为编辑的日常工作对象，并成为一种现象，是从《经济观察报》、《财经》杂志等财经类报刊开始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汪丁丁在《财经》杂志首开了“本刊学术顾问”的先河。《财经》的情况我不熟悉，《经济观察报》我倒可以说出个一二三四来。

2001年底，我加盟《经济观察报》的时候，于威和许知远已经通过《观察家》版组，将专栏作家的学者化内容生产定格为一种模式。学者以专栏作家的方式，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发表他们的一孔之见，是西方报刊的创举，我们的报刊在上世纪初期，也曾步西方报刊的后尘，让文人论政成为一种时尚。怎奈，上个世纪下半叶，文化革命的暴风骤雨，浪高流急，哪怕是留得残荷听雨声的“三家村夜话”，也经不住风吹雨打，急速凋敝，碾落成泥。

感谢经济全球化，感谢中国与ＷＴＯ的第二次拥抱，它让迷恋于西方报业的于威们许知远们，在21世纪开头的时候，续接了专栏作家的西方潮流。短短几年，一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研究者，通过《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大众媒体，通过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或褒或贬，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学术明星”。《经济观察报》之类的大众媒体，也通过他们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这是一场彼此成就对方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公共事务得到了空前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得以慢慢孵化，他们冲出了过去赖以存活的学术共同体，进入了崭新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