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在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与四位明尼苏达州的知名记者座谈，他们不但是当地报纸和电台的知名记者，还是各自报社的中层以上管理者。Star Tribune的杜谢恩·保尔·德鲁说，对于正在进行的总统大选，他们抽调了一部分骨干记者拼合成一个特别小组，以应对裁员导致的人手不够的窘迫。但是，他们的总统大选报道只锁定在明尼苏达州境内，发生在外地的大选新闻，他们只好从美联社或者《纽约时报》购买。

尽管他们做了不懈的努力，仍然不能在互联网的压力下力挽狂澜。德鲁说，美国人的钱比过去少了，他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时订几份报纸，而且也没有必要，同样的消息，他们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

涌往互联网的读者卷走了本来属于报纸的广告份额。汽车之类的分类广告，喜欢投放到互联网而非广告主们过去热衷的报纸上。他们猜测，与日常生活关联的分类广告，有三成左右去了互联网。理由是: 互联网上的广告效果相对于报纸，除了物美价廉四个字，很难找到更为准确的字词加以描述。

广告跌了，纸张涨了。约翰说，一涨一跌，不景气是在所难免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年过花甲的约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报界，虽然心灵的某一个角落可能还有一丝丝不舍。

未来的新闻业可能会成为非营利产业

“报业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明尼苏达州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位报人说的。我注意到，他吐出这几个单词的时候，语气中略带感伤。

他举例说，他看了昨天美国五六家大报对总统大选的新闻报道，很不满意，他推测美国报界的新闻品质正在下降。他担心，质量下降的新闻报道会不会反过来加速报界的衰落。

我接触过的当下四五十岁的美国报人，常常将20年前视为他们的黄金时代。曾得过大奖的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位讲师小姐说，20年前，她初入新闻界，有充分的时间去采访、去核实、去编辑、去校对，那时候，她们很少感觉到压力的存在。回头想想，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啊。

和讲师小姐一起与我们讨论的当地媒体的一位新闻主任接茬说:“可惜，我们过去并未那么想。”

他好像颇为怀念过去的时光。

怀念过去的报人显然不止他一个。但是，怀念有什么用呢？

知道怀念没用的人，勇敢地踏入了新媒体。

10月21日中午，我在一个午餐会上和一位中年男子相对而坐。看上去50岁左右的他，曾是Star Tribune的股东。一年前，他募集捐款，创办了网上新媒体公司。他们有6个全职编辑，2个全职记者，40多个半职记者，他们计划到2010年实现盈亏平衡。

他说，直到两年前，办报还是一件赚钱的事情，情势的逆转发生在最近两年。更为麻烦的问题在于，人们将再也看不到报纸重新走向繁荣的一天。据他透露，他过去投资的一份报纸已濒临破产，股东们已无法分红。

午餐中，他最让我和我的同伴们震惊的一句话是:“未来的新闻业不可能成为赚钱的行当，而只能成为公益事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他将自己创办的网络公司定位为非营利的NGO组织。他说，他的网上新媒体公司的资金来源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会员自愿付给他们的会费；一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广告收入；一个是公益基金组织给他们的捐赠。他说，最后一个是他们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他说，那些对传统报业失望的人们，希望网络新媒体之类的公司能够承担起推动民主、关心公共政策的重任。

依照美国人的观念，媒体与民主互为依靠，新闻媒体是民主体制中的“第四种权力”，运行良好的新闻界可以有效地监督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他说，在美国，类似的新媒体公司目前有五六个。他自豪地说，他们代表着新闻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