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逃兵”到世行副行长

当你翻开两岸媒体时，会发现这个名字无比的熟悉。

他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学界如雷贯耳，而他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2009年11月18日，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推出了“2009中国最具影响力40人”榜单，林毅夫赫然在列。

同时入选这份榜单的还有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联想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柳传志、万科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等。

一位经济学家能与国家领导人、政治明星、商界人士同时入围国际权威杂志的榜单，不能不令人折服。

林毅夫曾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位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府重要的学术智囊一直是媒体的宠儿，“中国高级智囊”、“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拥有如此多响亮的头衔和荣誉，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国际社会，他都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但谁也不曾想过，在面积只有3？郾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他却与另外一些词联系在一起--“叛徒”、“逃兵”，甚至在台湾岛内“蓝天重现”，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的今天，他返回台湾祭祖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通缉犯”，两个不搭界的称谓，林毅夫都拥有。一位辗转两岸间，被分别定义为智囊、“叛徒”、精英等矛盾面目的学者，以他独特的人生衡量着政治的复杂与变迁。

在众多媒体眼中，他的经历或许是两岸关系中最传奇的旅程，而本书也将一个真实的林毅夫全面呈现于您面前。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林毅夫做出的选择总是令人匪夷所思。无论是从台湾大学投笔从戎，还是放弃“明星军官”身份“叛逃”大陆，抑或是选择北京大学读书，或者是留学美国归来后选择当学者而不是从政……事实每一次证明其选择之明智。

林毅夫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成就，除了极其刻苦外，也与他对时局的敏锐的洞察力有关。

虽然没有从政，但林毅夫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除了多次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智囊外，他更是多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还曾经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后两者可以算是体制内的头衔。

在本书中，除了介绍林毅夫的传奇经历外，也将介绍林毅夫的学术思想。众所周知，林毅夫最出名的经济理论便是“企业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其论调也与官方保持“高度同步”。

若观察其主张，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嫡传弟子的林毅夫，又显得很“另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

身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其在与张维迎、胡景北还是与杨小凯的数次学术争论中，林毅夫的所有理论却一直建构在“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成为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的主张，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他在论述经济理论往往不能解释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时说：“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大部分观点认为，林毅夫是中央的“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林毅夫认为中国三农问题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杠杆在广大农村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国企的主要症结在于“企业的自生能力”，而非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的“一股独大”问题。这个观点与其他经济学家，如张维迎等人的“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市场有效论”相比，为政府的腾挪转移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也符合政府一再强调“渐进式改革”的宗旨。再比如说，当年在评论中国的汇改政策时，林毅夫指出“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他认为渐进式的汇率改革办法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这些都是典型的“林毅夫论调”，与官方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好地扮演着官方智囊的角色。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因此，林毅夫理论主张的政策意味要远较其他学者来得浓厚，也远较那些带有激烈体制变革意味的主张来得更富于可行性，包括我们将在第四章提到的杨小凯教授。

2000年左右，著名的旅澳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俄罗斯将来的发展可能超过中国的预测。林毅夫据理力争，和杨小凯就有关发展中国家“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场华人经济学者间的争论，被不少学术精英与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

杨小凯提醒，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因此会有“后发劣势”。而林毅夫则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能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

这场论战至今没有胜负者，但这场争论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学界，尽管当事人之一的杨小凯已经英年早逝。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都没有错，二君的见识是互补而非对立。可惜的是，杨小凯的“盛世危言”是苦口的良药，所以两者在大陆的受关注度，自然相去甚远。今天，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等理论仍经常被官方舆论提及，甚至会被用来证明“中国模式”和中国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有着如此构建新理论的天赋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会得到官方的重用和欣赏。而林毅夫的世界银行之路自然也与其“中国智囊”身份有关。世界银行需要改革，但是短期内很难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持股比例较低的问题。此时选择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智囊担任此职，可以缓冲四方争议，是世行行长佐利克的高招之一。

因此在两岸媒体眼里，林毅夫和“传奇”绑定在一起。30年前，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这位金门马山连连长，渡过海峡投奔祖国大陆。至今，鲜有人能理解这位被蒋经国看好的拥有大好前途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会突然不辞而别游向对岸。这也许是林毅夫带给世人的第一个“意想不到”。

第二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林毅夫到大陆之后，没有像其他两岸对峙时期的投诚人员那样，选择在军队中发展，而是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且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第三个“意想不到”，则是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并且为中国改革孜孜不倦地做着预测和建议，而且始终以智囊的身份为政策提供完美的理论解释，此后，更是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新农村建设”或许最能说明这点。有评论称：其连续多年关注农村问题，发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倡议，能成功成为中国政府高层的决策，并让政府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政治经济运动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林毅夫可以堪称是学界的第一人。①

林毅夫让人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会是什么？没有人能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