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成归国

1987年，林毅夫学成归国，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他是中国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而且还带回了整整30箱的西方经济学术资料，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他在信中说他想北京，他说特别想起来董老师你给我烧的那个红烧鱼啊，我直流口水。”林毅夫在北大的导师董文俊教授回忆。在林毅夫留美期间，几乎每个月，林毅夫都要给他写两封信，聊聊学习和生活。

很快，林毅夫在芝加哥用4年时间拿到了别人要用5至7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1986年，他又辗转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读完博士后。

此时，在北大经济系内部，不少师生都在猜测说，那个曾经游泳渡过厦金海峡，到大陆来求学的林毅夫，不会再回来了。“他们都猜测，他已经出去了，拿到博士学位，老婆、孩子又都在美国，他怎么会回来呢，不可能的。”董文俊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

20世纪80年代正是“出国热”的第一个小高潮。改革开放的中国刚刚启开国门，全世界的国家都一致欢迎来自这个神秘大国的留学生。一些消息灵通、思想活跃的年轻人纷纷拿起书本，恶补数理化，赶考托福，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出国热”。当年这些出国留学的人们如今大多留在国外取得了绿卡，并功成名就，成为那一代人的佼佼者。

那个年代也成为一个“电影和电视剧”的大时代，在许多电影里都有表现渴望出国的片段，从《人到中年》、《大撒把》、《留守女士》、《悲喜人生》到《世界》，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都曾有对海外生活的想象。

大部分中国人还记住了类似《北京人在纽约》等电视电影作品。《不见不散》里葛优的适应力还是足够强的。虽然也有影视作品反映留美的艰辛，如《刮痧》里的海外生活，充满了文化误读，主人公在生活里几乎是寸步难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美国的多元文化碰撞在一起。

但是人们在因为这些辛苦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中国人的坚强而感动的同时，也羡慕着他们努力后留在海外过上的幸福生活。

对林毅夫来说，这种幸福也近在咫尺。此时，林毅夫已经获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受到舒尔茨的盛赞，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这篇论文是植根于中国农村的现状，极为关注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现代化有独到见解的论著。在他准备博士论文期间，曾几次回国进行调研，深入到许多地方的基层农村。这篇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宣读完毕后即引得学术评委们一致起立鼓掌，以示祝贺。①

中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杨勋在自己的《心路》一书中这样写道：“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现代化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著，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极为关注。林毅夫选中国农村改革问题作博士论文，自然会得到舒尔茨的器重和赏识。”

博士后毕业时，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动提出为林毅夫提供教职，世界银行早在这个时候就向他抛来橄榄枝。相比之下，此时的中国大陆，高校科研设备严重落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没有可以共同探讨问题和交流的研究伙伴，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做研究几乎是白手起家。

“我一直坚信他会回来。我说这个人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是吧，他不是为混个出国，把老婆、孩子带出去的。我说他如果是为这个的话，他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采取这个行动（冒险游到大陆），我一直坚信这个。我说你们不太了解他，我也不好解释。”只有经常与林毅夫通信的董文俊坚信他会再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