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辩论

双方的分歧在于“产权”，简而言之，林毅夫认为产权无碍于国企改革，张维迎则始终坚持不改产权，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

对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说，最难忘的或许是两位学者的一次“碰撞”，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国有企业改革核心问题上发生了学术分歧，经《经济学消息报》的报道，最后“放大”成了整个经济学界的大讨论。

如今，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让大多数人陷入“国进民退”等现象的思考，而前人当年的辩论正是过去和当下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现状最好的写照。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过热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初期，股市出现两轮暴涨行情，如1993年2月上海股市最高炒至1558点，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21？郾7％。

此时的股市则一路下行（1994年7月底，沪市跌至325点），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1993年开始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直到1996年才成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在这种形势下，1995年的宏观调控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虽然成功在望，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仍然让改革手足无措。显然，宏观手段已无法根治，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把国有企业作为进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议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但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仍相对滞后于其他各项改革，成为制约改革整体推进的真正“瓶颈”。国有企业之所以成为整个改革的“瓶颈”，是因为它自身改革存在着某种“瓶颈”。

而此时，北大却发生了著名的“交火”事件--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国有企业改革核心问题上发生了学术分歧，经《经济学消息报》的报道，最后“放大”成了整个经济学界的大讨论。

经济学界的这场论战的两个“带头人”持不同的观点。张维迎教授认为国有企业在激励机制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在企业经营者选择机制方面的改革却不如人意，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是把国有股权转化为债权，让国有企业变为非国有企业。

而林毅夫则认为，这是由于市场制度欠缺所致，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移植一种特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条件与环境，并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①

双方的分歧在于“产权”，简而言之，林毅夫认为产权无碍国有企业改革，张维迎则始终坚持不改产权，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

林、张两人都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谓名师出高徒，确实有不同凡响的思维洞察力。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张维迎提出的资本雇用劳动假说，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人们认识原本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供了令人拍案称奇的新思路，两人确是中国经济学界难得的高手。

今天看来，林毅夫的论证出奇的简单：印度、菲律宾、巴西等国家搞的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他们的企业也是腐败盛行，一团糟，所以，私有制不是搞好企业的充分条件；德国、新加坡等国的国有企业搞得也很好，所以，私有制也不是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企业能不能搞好，跟私有制或公有制没有必然联系。

林毅夫在回答国有企业为什么有这么多烂摊子时称，他认为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有政策性负担，而民营企业没有。所谓政策性负担是指政府强加的，又分两种，一种是社会性政策负担，比如不能随便解雇工人，要承担离退休职工的养老病死，要承担下岗工人的补贴等义务；一种是战略性负担，即为了国家的战略需要而生产，这些行业往往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根本竞争不过国外同类产品。既然有政府强加的义务，企业就有要优惠、要补贴等筹码。因为政府分不清企业的亏损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政策性负担太重，所以就给企业经营者侵吞国有资产留下可乘之机。

林毅夫认为，多数国有企业明亏实盈，原因是管理层中饱私囊，采取种种隐蔽手段侵吞了企业的利润，或者大肆在职消费，造成管理费用畸形增长，抵消了企业的利润。只要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建立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资本市场，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国企管理层的败德行为是可以避免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