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维迎则不屈不挠地抓住产权问题不放，是因为他通过新的理论体系，发现把现代企业制度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并不完全正确，而把企业理解为一组契约，把企业所有权分解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更能解释交易费用、委托、代理关系等经济现象。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张维迎成功解释了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可救药。

有评论认为，张维迎对自己的理论有一种罕见的自信。当论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不讲信用，股市疯狂做假，他喜欢说“有人总怀疑老祖宗的基因有问题，我看是自己吃错了药”。

但是，张维迎的理论很难在这个“公有制”国家受到认可。今天，当你看到“乌有之乡”等网站大赞林毅夫等人是爱国经济学家，而批评张维迎不爱国，因为他“没有好好读过《资本论》，没有好好背过《毛主席语录》，没有好好参观过他老家旁边的革命圣地延安，也没有好好学习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就可见一斑。

今天看来，在这场辩论中，林毅夫回避了“产权”问题。追溯一下林毅夫的求学经历，再对比一下他回到内地之后的理论建树和政策理论，会发现一些颇值得玩味的东西。林毅夫留学于美国的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可以说，广为人知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宗旨便是“小政府+大市场+彻底的私有产权”。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章会详细介绍。

照常理而言，身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两个议题之一的国有企业改革（另外一个是农村经济改革）中，林毅夫不仅不是私有化的倡导者，而且还回避产权问题，自然会与张维迎等坚持国有企业、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学者发生较为激烈的理论冲突。

不过即便如此，这一场“内战”，让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领略了CCER这个新锐思想学术群体的威力。但最迷人之处是CCER内部独立、自由、进取的学术气氛，它使国内许多派系林立、学阀气足的机构自叹不如。

该中心的宣传资料称，因为这场辩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此走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前沿，其学界地位就此铸成。

在林、张大辩论的这一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经济的各个研究领域频频出击。张维迎的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出版，成了国内文献引征次数最多的经济学论著；易纲的《中国的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利用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完整分析；周其仁把中国农村改革看做是围绕着产权重建展开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以一篇《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开始了他CCER的学术道路；还有海闻对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研究、张帆对规制理论的研究、余明德对人力资本的研究……①

除了这次辩论外，2000年，国内治理通货紧缩越来越紧迫，林毅夫、易纲以及后来加入的宋国青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持久的辩论。这场政策争论的影响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政府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分析。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它今后还会起更大的作用，它10年的历史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学从很落后的状态逐渐地赶上来了，出现了很多很不错的人才，我相信再往前走10年，我们有可能能够和世界经济学并驾齐驱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这样评价。

如今，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让大多数人陷入“国进民退”等现象的思考，而前人当年的辩论正是过去和当下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现状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