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的公民训练

1941年，吴敬琏小学毕业后，顺利考进了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位于沙坪坝。它是南开学校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于1936年入川考察后建立的。

这所学校在当时被称作“贵族学校”，培育了大批社会精英，仅在内地的校友中两院院士就达数十名之多。

南开中学的创始人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891年，15岁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新学”，后来在北洋水师服役。对于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战败、致其统帅1895年在威海卫举白旗投降一事，他深感痛心。1898年，日本占领军将威海卫和刘公岛交还给中国。然而，中国迫于英国的压力，转手又将两地租给英国。

张伯苓奉命随船前往刘公岛接收，他亲眼目睹了第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了英国的米字旗。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灭国灭种。他从自身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

“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所以立志从事教育，造就新式人才。”①

于是，张伯苓决定弃武从教，先在严范孙先生家中教授西学，后于1904年与他在天津南开创办新式学校，取名“南开学校”。正因其办校旨在育才救国，沐浴这种精神的南开，才能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培育学生努力增能，尽力为公，服务社会。

虽然吴敬琏在重庆南开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南开的独特教育理念对他影响至深，以至于他总是怀念。

为表达对重庆南开及张伯苓先生的缅怀，吴敬琏曾在纪念张伯苓逝世50周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达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就吴敬琏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以“高贵”，并不是生活上多么奢侈与安逸，也绝非目中无人的颐指气使，而是对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依稀“强国梦”

1943年，由于母亲要到成都办《新民报》，吴敬琏不得不随着搬家而插班进了位于华西坝的高琦初中20班。

吴敬琏在此认识了不少好友，包括中央日报社社长的儿子张忠棣、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的儿子胡敏、巴金的侄子李国辉等。①

1945年，吴敬琏初中毕业，考入了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并且在1946年母亲回南京筹备《新民报》、举家搬迁之后，正式进入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

在中学阶段，对吴敬琏影响最深的就是“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的思想了。

这种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巴蜀小学与重庆南开中学特殊教育理念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外公、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言传身教。

外公与母亲都认为，只有科学与实业才能救国。吴敬琏在西北工学院学纺织的六舅，对科学发明亦可谓痴极，他曾因研究滚珠，反复试验而未成功，以致此后不能再听人说起“滚珠”两字。

而吴敬琏自己，也特别喜欢理工科，中学时期，不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功课都非常好，在家也总爱拿个工具修修补补，并将此当做爱好，一直保持了下来。

家庭的耳濡目染，学校的言传身教，再加上本人的兴趣，早年的吴敬琏，将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当做一生的追求，自在情理之中。后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此做过相关阐释。

他说，自己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怎样才能振兴中国”这个好几代追求真理的中国人所魂牵梦萦的问题。那时他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以为依靠声、光、电、化，就可以发展起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建设富强的中国”。

至于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种理想，“我却几乎从来没有思考过”，“因为沿着自己先人们的足迹，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发展现代产业，或者用现在通用的话说，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顺理成章的”。②

①吴晓莲：《我和爸爸吴敬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②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