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0.科学与实业

吴敬琏:风雨八十年 作者:朱敏


科学与实业

曾外祖父一度每年有三四十万两白银销售收入和大量赢利的火柴公司,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洋货倾销狂潮中倒闭。

外祖父也在兴办种种实业屡遭失败后郁郁而终。

父母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新民报》,因代表的是新兴民族资本主义与市民阶层的利益,也备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报社更因其政治倾向而一再遭受迫害。

家族的浮沉,让吴敬琏愈发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状态是如何影响个人命运和民族前程的。早在1937年,当吴敬琏全家躲过南京大屠杀的劫难,在重庆看到街上看到的悲惨景象,在吴敬琏幼小的心灵深处,这种特殊的情愫便开始萌芽了。

治病·启蒙

一岁半时就失去了亲生父亲,自小就体弱多病的吴敬琏,获得了母亲邓季惺格外的关爱。

为了给吴敬琏治病,母亲尝试了可以想到的一切办法。

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邓季惺,对旧习俗一贯报以否定态度。就拿丈夫出殡那天来说,按照旧时习俗,子女们必须披麻戴孝,在出殡路上一步一磕头,然而崇尚理性的邓季惺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在她看来,小敬琏“年幼多病,这样做肯定要把他弄出病来”。

尽管如此,当邓季惺一听说伯父家里有个姓王的养蜂工人会“挑疳积”,一筹莫展的她,就试着请王师傅给儿子挑一挑疳积。

在两岁那年,经过“挑疳积”,小敬琏的身体居然真的开始好转了。

心存万分感激之情的邓季惺,为酬谢恩人,还替儿子拜了这位王师傅为干爸。而干爸,也忙不迭地送给干儿子一份别致的礼物:小名“王长河”。①

1934年,邓季惺在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决定全家从北京重新搬回南京。尽管由于即将投身到工作中去,她并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来陪孩子,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作为母亲的邓季惺向来重视。

两年后,邓季惺把吴敬琏送到了南京山西路小学读书,时任校长是郭汝周先生。这所始建于1934年的小学,就是如今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的前身。

姐弟三人上学后,每个寒暑假,邓季惺都会找家教给他们讲课。吴敬琏一年级暑假期间的家教老师,是个名叫龚德明的女大学生,她教的是叶圣陶编的开明书店的初中课本。虽说吴敬琏才上小学,爱念书的他还是跟着两个姐姐,在似懂非懂之间汲取着知识的养料。②

然而,外部的战乱很快将一切都搅乱了。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了。

战火打破了宁静的生活。顷刻间,吴敬琏的个人命运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家苦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最初的记忆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国民的爱国热情。爱国青年张寒晖次年创作的一曲《松花江上》,更是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当时,《新民报》从爱国卫国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坚决支持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

因国民党封锁消息,报社第二天中午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真相,但还是赶出了一个号外。

9月20日,《新民报》的头版头条就是“日军昨晨炮轰沈阳城,实行占领。长春、营口同时被占领,我军毫无抵抗,完全缴械。”并发表社论:《东北完全非我有,亡国无日,请对日宣战》。

随后,对于军民的抗日活动,《新民报》都给予了及时的、态度鲜明的报道。

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的几个月里,《新民报》更是热情高涨地连续发表社论,督促国民党政府放弃妥协退让的国策,领导全民抗战到底。

《新民报》这一时期的系列社论有:1月17日《请对日绝交》、1月18日《对日绝交与应有之准备》、1月20日《再论对日绝交》、1月24日《请中央速决大计》、1月31日《救国之最后一着》、2月3日《守城与守心》……这一系列社论代表民间的声音,督促国民党政府放弃妥协,全力抗战。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实行一种“不抵抗、不妥协和不直接谈判”的混合战略,对日本侵略置若罔闻,把大部分军力投入到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之中。

中国大片土地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备受蹂躏。

为躲避战火,1937年底,吴敬琏不得不和两个姐姐跟着母亲辗转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住进了外婆家的“澹园”。

就在随着父母举家迁居重庆时,只有6岁多的吴敬琏,无意间看到了重庆街头无数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难民,以及他们脸上的痛苦表情。

据他本人后来回忆:“那时到了重庆,像是回到了古代社会。在街上,你不能拿东西吃,有叫花子,他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抢。如果坐黄包车,车夫拉不动了,就停在烟馆的门口,说先生你给我点钱,我抽一口。”①

这已经是吴敬琏印象中最早的记忆了。

跟着父母来到重庆之后,吴敬琏很快进入坐落在嘉陵江畔的巴蜀小学住校。这所学校校长,是黄炎培举荐的江苏教育家周勖成;此外,卢作孚、康心如、何鲁等,也都在这所学校担任过校董;董事长则是当时四川省主席王瓒旭。

由于巴蜀小学一直把“创造一所新的学校环境,实验一些新的小学教育”当作校训,并确立了“手脑并用”的教育原则,吴敬琏得以很早就树立了“头脑是科学的,身手是劳工的”理念。②

在备尝警报、轰炸的战乱之苦后,为安全起见,1939年夏天,邓季惺安排吴敬琏和他的两个姐姐进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七七托儿所。

随后,邓季惺又和丈夫在与重庆市区一江相隔的江北新村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座花园小洋房,并把吴敬琏送到了附近的江北新村小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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