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打老虎”

“三反”运动发起的源头，是1951年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在已全体动起来了。”

紧接着，1952年1月9日，政务院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华北、北京、天津高级干部会议。

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当时，人们称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据统计，在一年时间内，全国范围内共查出大小“老虎”10万多人，贪污总金额达6万亿元，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的分别为67人、9人和42人。

就在“三反”运动后不久，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对于“五反”运动的目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这样说道：

“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

毛泽东指出：“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的、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①

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吴敬琏在学校担任增产节约办公室秘书。此时，年轻而洋溢着青春热情的他，还不可能像许多涉世颇深的长者那样，对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做深入分析。

在追求上进的年轻人看来，惩治腐败、打击社会财富的掠夺者，本来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是无须怀疑或经过缜密分析就应接受的行动主张。

于是，青年人的热情完全掩盖了对社会复杂性的深入洞察，很快，他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股社会运动的大潮之中。

和其他充满着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学生一样，吴敬琏也参与其中。

那时，学校大礼堂里常常出现一幕幕类似的情景：年轻人不用扩音器，全凭大嗓音，号召全体学生集中“打老虎”或分散“打老虎”。

他们在大小会场里没日没夜地“打老虎”，直到完成规定的指标。中间还会有分会场的学生，马不停蹄地前来报告“战绩”。所谓战绩，就是又有谁坦白了，谁坦白了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②

正当吴敬琏在南京不可开交地忙着“打老虎”之际，吴敬琏的父母，也在北京被别人当做“老虎”打着。当时有人诬陷邓季惺夫妇，说他们所盖南长安街的房子用的是贪污款，于是夫妇俩不断被批斗。

在那段运动高潮此起彼伏的岁月里，不少“资本家”因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了自尽。其中，就有陈铭德与邓季惺的好朋友--“一代船王”卢作孚。

“洗澡”运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时，以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为主题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开始波及学校。

关于这场运动，最早应当始于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美学家朱光潜的《自我检讨》一文。这是学术界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开篇。

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刊登了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自我检讨《我这一年》、《解放以来》。

哲学家冯友兰则在1950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和1950年10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新理学〉的自我检讨》。

文艺界最早进行自我检讨的，则是剧作家曹禺。1950年10月，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曹禺的这篇检讨文章最受公众瞩目。须知，以《雷雨》、《日出》誉满天下的作者，如今却要在全国人民面前将自己“煮”一通，这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一件轰动的事情。

对于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起的缘由，1951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曾给出这样一个非常“充分”的解释：

“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

“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

“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做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

“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各种各色的改良派在'超政治'、'超阶级'的幌子下所曾真实地实现了的政治任务和阶级任务。这也就是一切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确的阶级烙印……”①

彼时，知识分子被强迫接受批判并作出检讨，被称之为“洗澡”，意思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肮脏、不干净。但还有比这更为难听的说法，称知识分子要“脱了裤子割尾巴”。

吴敬琏在“洗澡”运动中，充当了所谓“思想教授”的角色。这个角色专门对教授们吹毛求疵，但这在当时年轻人看来很是威风凛凛。上课时，只要发现哪个老师的言辞有所“出格”，他们就会上台批评老师。

后来回忆当时种种强词夺理的闹剧时，吴敬琏感慨不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在当时并不觉得荒唐，却无论如何都难以想到，“洗澡”运动只不过是第一步。事实上，包括吴敬琏本人在内，仅仅在几年后，自己也变成了被改造者，角色发生了翻天逆转。

知识分子思想被“洗干净”后，从1952年4月起，中国教育界打破了原有的高等教育基本格局，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了苏联教育模式，同时进行了一次彻头彻尾的院系调整。

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在内的一度辉煌的教会大学及私立大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

根据院系调整方针，撤去综合性大学中设立的专门学院，建立独立的专门学院。这使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被拆分，若干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与其他院校的系科合并成立新的学校，或者经过调整与外省市部分学校的系科合并成立新的学校。

吴敬琏就读的金陵大学经济系，也由此被并入了复旦大学。

1952年9月3日，吴敬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吴敬琏对自我的思想改造更为上进。那时，为坚定自己的革命理想，他花了许多时间阅读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尤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