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的尘封

当然，吴敬琏并非只对政治运动积极，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

曾译《基度山伯爵》的蒋学模教授和研究《资本论》的漆琪生教授，分别给吴敬琏讲授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课程。吴敬琏无疑是他们的得意弟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按照当时官方经济学的制度蓝图，中国建立了集中经济体制，政府成为经济性活动的直接控制者与经营者。

在那个特殊时代，每个人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反复接受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当时，历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几乎全部与经济有关，文学评论领域也侧重关注作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此时的吴敬琏，出于对共产主义最纯真的向往，对发生在学校内的种种变动并不可能有排斥之心，而是发自内心地拥护。

随着课程变动和院系调整，在学校里，学生们不再有机会接触西方现代经济学，吴敬琏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熟读马列经济学著作上面。

和其他同学一样，那时的他还无法意识到，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并不应该带有所谓的阶级特性，就像物理科学并不存在“美国物理”和“中国物理”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有严格分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经济学”。

事实上，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应当遵循的普世价值。尽管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完全与社会意识形态相隔离，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倘若人为地对经济科学做强行割裂，其最终结果，都会导致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等他真正意识到这点时，他与无数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一样，都因一个时代的谬误与歪曲，从而遭遇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苦难。

吴敬琏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对自我认识局限的来由，剖析得入木三分：

“使我对这些理论观点深信不疑的，并不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事实材料，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又因我国50年代上半期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强。这种思想脉络大概只有在50年代上半期身历其境的人才会觉得完全合乎情理。”

进而，他一连发出两个反问：

“试想在经过多年战乱之后，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就医好了战争的创伤，昂首阔步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这样的光辉业绩，岂不就是比这种社会经济制度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取得更为辉煌成就的预示？

“既然实现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已使我们千疮百孔、灾祸纵横的祖国起死回生，当我们实现了它的最高纲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被我们创造出来呢？”

基于当时这种思考，其结果“便是毛泽东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或者像我们当年经常说的那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