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故知

对这段时间的情景，顾准在1970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十一日，连里召开清查'五一六'大会，自此以后，进入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一日一变。此次清查'五一六'，动员报告中提出王系传系'五一六'都要抓，提出罪行是本质，以此以后，所内所有的'五一六'分子就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问题一个个提出来，一个个清查，以前我不懂得的许多事情，真相都大白了。”

他们首先想到，要从陈吉元身上寻找突破点。

陈吉元的妻子是煤炭部的，他本来要随妻儿去煤炭部干校。但军宣队、工宣队的人对陈吉元说：“让你爱人先走，你把专案组工作结束一下，随后就去。”陈妻走后，军宣队找他谈话说：“我们打'五一六'分子一打一个准，你是知道的。现在有人揭发你，你自己考虑。”

那时专案组对被审查对象采用了逼供的方式，在被严刑折磨之后，又诱惑受审对象说：“你只要承认了，马上放你走。”陈吉元一时服软，就承认了。他刚承认，专案组立即让他揭发交代。

经严刑逼供，陈吉元将“大批部”的人都交代了出来。包括周叔莲、张卓元、黄焕章、乌家培，都是他在这种情势下揭发的。

最后，连吴敬琏也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当时，陈吉元知道吴敬琏不会承认，于是采取了当场指认的办法，说吴敬琏等人曾议论：反周总理的幕后主脑是康生。

于是，专案组便在学部的农场，一个点接一个点地斗吴敬琏等人。

由于吴敬琏在被批斗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硬气，既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也不无中生有乱咬他人。当专案组发现，吴敬琏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儿，便立即停止了对其批斗，把他送到了劳改队。

在劳改队，自然而然地，吴敬琏与骆耕漠、杨坚白、顾准、林里夫、张曙光、张守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反革命分子”待到了一起。

此时，由于顾准与吴敬琏被分配在同一个排，他们之间的来往随之逐渐多了起来。

到了劳改队后，吴敬琏干的第一个活就是砌猪圈。尽管之前吴敬琏干瓦工、电工、木工都十分出色，不过，这个活却压根干不了。猪圈里的土黏性极大，再加之与猪粪混合后，更是稀糊糊的，一铲子下去，怎样也铲不起来。而那时大多数人都忙于“斗争”，于是，队里就叫来“老反革命”顾准，让他带“新反革命”吴敬琏。①

尽管此前，吴敬琏曾经参与老朋友孙冶方和对自己的批斗，不过，顾准非但没有对此心存芥蒂，反倒在看到吴敬琏一脸窘困时，主动过来帮他，对他说：

“你哪能干得了这个活呢，我来。”

自那以后，顾准就一直对吴敬琏照顾有加。只是，因劳改队不允许相互交往，在这段时间内，两人还没有深谈。

思想之漫游

终于，在息县的劳动生涯告一段落了。1971年4月，学部干校迁到了离此25公里外、位于京广铁路沿线的明港镇。

来到明港后，吴敬琏等人住进了解放军的一所旧兵营。从此，他们基本不再劳动，开始光搞“运动”。

很快，“五一”劳动节刚过，检举、揭发、交代就纷纷如潮而至，“五一六”分子愈打愈多，百人之中，竟被打出三分之一，由此达到了清查高峰。

此时，常挨批斗的吴敬琏，也开始被带到各个连“游斗”，一天下来竟要被斗好几回。一次，连里有人请吴敬琏修收音机，帮忙修好后，对方开机一听是“美国之音”。于是，有人以“偷听敌台”的罪名，检举揭发了吴敬琏。

在明港，尽管大伙几十个人住在同一个大屋里，不过吴敬琏却住在角落边上，被孤立起来。

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吴敬琏与顾准之间交流才日渐深入。

在“革命群众”大搞运动之际，每逢吴敬琏与顾准听候批斗、不挨斗时，他们就会在一旁临时搭建的席棚里，苦乐交织地忙自己的事情。他们多么希望能够通过独立探索，最终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离奇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自庐山会议上“理论家”陈伯达被毛泽东批评后，高层的震荡，让管束“反革命分子”的军宣队小喽啰们，开始慌了神。因唯恐自身难保，他们对吴敬琏等人管得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严了。

此时，顾准趁机对吴敬琏说：“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他们是'左派反革命'，我们不和他们一块，我们看我们的书。”

说干就干。这对忘年交开始搜集资料，看点有限的书，如缪灵珠译的《古希腊史》等。两人从早到晚，每天看了就讨论。

在顾准看来，中国的事并不容易看清。你要看清，就得对整个人类发展历程作一番漫游。不仅各个文化领域都要有所涉猎，更需对人类历史重新梳理一番。

然而，要做这种梳理，就必须有工具，第一是要懂英语，第二是要有书。于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英语。

在军宣队眼皮子底下学英语，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一次，顾准正读英文《圣经》，被路过的一个军宣队参谋发现并训诫：“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几天后，顾准带着一本名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的辅导材料，找到那位参谋并问道：“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顾准看着一头雾水的参谋，趁机奚落他说：“这是个出自《圣经》的典故，你读不懂《圣经》，又怎么可能读懂列宁呢？”

后来，军宣队就再也不敢干预顾准与吴敬琏读书、学英语了。

溯源民主制

顾准要探索的，乃是民主制的源头。

他认为，过去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关于原始公社民主制的假说，实在是站不住的。因为中间经过王政时代，经过寡头专制。从原始公社到希腊城邦民主，这中间不是一种直接演化关系。而以前，我们读的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似乎被说成是原始民主制的复归，公有制度一定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

这种历史叙述，在顾准看来就是灌输一种理念，然而“公有制情况下的政治一定是民主制，这和历史事实不符。'四人帮'的时代，就是专制，根本谈不上民主”。

当时，为了彻底搞清民主源头问题，顾准和吴敬琏从各种各样的假定来讨论。

吴敬琏考虑到，民主制度的建立，比较顺利的是美国。它与小亚细亚移民建立的国家很类似。当初希腊人，不管是因为逃债，还是其他原因，逃到了小亚细亚殖民地，或是被放逐到这个地方，他们和原来的等级关系已经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了民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制度移过去。①

顾准听后欣喜不已，认为这个假说比较切合实际。

后来，吴敬琏回过头来再思考这个问题时，方才意识到，当时由于资料占有太少，根本没有考虑到，其实市场经济是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需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保障，所有权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元化是一致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孕育市民社会。

吴敬琏的思想观念也由此渐渐形成，并尝试用这些思想评论当时的事件。

再后来，顾准又延续了这一思路，陆续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并且嘱咐自己的弟弟陈敏之交给吴敬琏。这些读书笔记最终以《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为名，收录到了《顾准文集》中。

在该文集内，还有顾准在与陈敏之通信过程中应陈敏之的请求，专门撰写的一部笔记式学术论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论文既集中了顾准对西方历史的思考，更寄托了他对中国未来的希望。

而正是这种思考，指引吴敬琏在随后的经济研究岁月里，最大限度借鉴与吸收西方现代经济科学中的智慧与精髓，从而为中国经济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