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追求个性的舒展

政治环境对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人的思想又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人们常常将宋明并举，这主要是因为明人的主流学术思想基本沿袭了宋人的理学和心学。关于明代学术的变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七之《朱子圣学考略》中说：

朱陆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则仍伸朱而绌陆。讲学之士，亦各随风气以投时好。

明代前期，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有曹月川（端）、薛敬轩（瑄）等祖述紫阳家法，修养功夫从敬门入，走整齐严肃一路，明于天理人欲之辨。此一路功夫，若最终未能在心地起受用，而又用功过猛，就会使身心被拘，反受其病。当时虽然也有吴康斋（与弼）、陈白沙（献章）等人能于清苦自砺中见得鸢飞鱼跃的气象，但明代前期的学术风气总体上还是以深沉内敛为主，有时学者自律之严近乎苛刻。

正德间，王阳明的龙场一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此一悟非个人之悟，而是整个时代的顿然开悟。王阳明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根植于天理，而是将其根植于自我的真实生命，即本心之良知良能。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人的心灵由此获得呼吸和舒展，展现出巨大的魅力，因此风靡大江南北。阳明心学有一个副产品，便是"乐"，"乐是心之本体"，"常快活便是功夫"。这与整齐严肃的朱子学风格迥然有异，引导了一时学风。然其末流误认"妄心"为"良知"，猖狂肆行，已非名教所能羁绊，在获得心灵自由之后，没能找到新的方向，遂使社会陷入新的困境，又为朱子学的复兴提供了条件。此处暂且不论。

杭州地处两浙之交，受阳明心学影响深远。嘉靖、万历年间，杭州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养生家兼学者高濂，他的思想便深受阳明弟子王艮的影响，主张怡情养性、养性遵生，所著《遵生八笺》就是"虞燕闲之溺邪僻，叙清赏以端其身心"。以清赏端养身心恐怕是当时杭州士人的共识。通过高濂，我们会理解当时杭州士人的心态，以及他们何以如此注重清赏，虽然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

在高濂看来，性灵重于事业，人要安于成命，懂得放弃，使得自我生命得以舒展。他说：

古云："得一日闲方是福，做千古调笑人痴。"又云："人生无百年，长怀千岁忧。"是为碌碌于风尘，劳劳于梦寐者言耳。吾生七尺，岂不欲以所志干云霄，挟剑寒星斗耶？命之所在，造化主宰之所在也，孰与造化竞哉？既不得于造化，当安命于生成，静观物我，认取性灵，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狎玩鱼鸟，左右琴书。外此何有于我？

能知清风明月为可乐者，世无几人。清风明月，一岁之间，亦无几日。就使人知此乐者，或为俗事相夺，或为病苦障碍，欲享之有不能者。有闲居无事，遇此清风明月不用钱买，又无人禁，而不知此乐者，是自生障碍也。

我辈能以高朗襟期，旷达意兴，超尘脱俗，迥具天眼，揽景会心，便得妙观真趣。况幽赏事事，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举足可得，终日可观，梦想神游，吾将永矢勿谖矣。果何乐可能胜哉？

在个体生命和道义并不冲突的情况下，突出个体对生命的感受力，对幸福的感受力，乃至实现精神上的高峰体验（大乐），表明一个人对生活品位和生活艺术的追求，其核心是对性灵的认取。人在品味和欣赏的时候，就是在和性灵打交道，在给性灵以滋养，使其有充分舒展和生长的机会。这是生命最重要的任务，是一种自我实现。同时，性灵的舒展和生长又使得体内气机调和，有利于身体健康。身心致和的表征便是油然而生的喜乐，以及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在此状态下，人会与周围的人与物产生某种亲和，由此实现身、心，人、物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人、人与万物，乃至人与宇宙之间的大爱、大和谐。这是高濂所未言而应有之意。

武林一带山水秀甲东南，明清之际性灵派、公安派文学家多曾结缘杭州，加上以高濂、李渔、袁枚等为代表的文人雅士的推动，使这里的清赏之风大盛。西溪植梅、赏梅，孤山的多次补梅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三、居民致富的需要

明代中后期，江南一带的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上的富足，必然将人的生活引向精致，人们有财力、有心情去追求高品位的生活方式，植梅、赏梅也因此有了物质上的保障。同时，西溪一带的"居民以树梅为业"，梅子需求量的大增，使农民通过植梅可以获得很好的收入。因此，在嘉靖以前尚不十分著名的西溪梅，在万历间突然繁盛，就与西溪居民和寺院僧侣的大量植梅有关。一些文人雅士参与西溪梅花的种植可能只是为了玩赏，但规模浩大的十八里香雪，则一定是西溪僧侣和居民为了生计大量植梅的结果。

马如龙《（康熙）杭州府志》卷六云："西溪十八里夹道种梅，巷曲数十万树，惟绿萼者结实尤佳，他处莫及。"这是西溪一带绿萼梅兴盛的原因，又由于这种梅花白萼绿，清逸高雅，为士人赏爱，所以绿萼梅便成为土著居民谋利与士大夫清赏的最佳结合物。然而，当梅子已经不足以成为西溪人的最佳经济来源时，他们的主业也会随之改变，从而导致西溪梅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