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按理说比汽车的运输能力大得多。可是由于线路的建筑标准低，坡度很陡；机车用的煤质量太次，烧不上汽油；机车车辆维修状态很差，这种种原因使火车的运输能力锐减。后来火车也走不动了，许多人改坐汽车。可是大部分车辆都是老旧破车，零配件供应不足，状态极糟，再加汽油供应异常紧张。到最后大部分人只好扶老携幼，徒步撤退，其狼狈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军队于11月占领了桂林和柳州。我方几十万军民沿公路撤退。本来广西、贵州很少下雪，那一年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雪来，难民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口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几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日本人跺一下脚就能把中国人吓得栽一个跟斗，而且让中国人自相残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解放战争中唱的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确实是不错的。

然而，团结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支持和道德约束，还是出于对权威的屈从，两者本质是不同的。同样是抗战中的故事，在平型关大捷中，日军伤亡惨重。我方战士出于人道考虑，将一受伤日军背下火线医治，不料被日本兵咬下耳朵。日本兵的这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很典型地说明了，何以日本军队能够打胜仗。中日两国精神的对比反差太大了。日本人的这种精神也可解释何以他们能制造出质量最好的汽车、音响、摄像机，但是日本兵咬八路军耳朵的事，也说明了日本人把优良的精神用错了地方。这也是时至今日，东南亚诸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仍不放心的原因。

我们沿黔贵线撤退时，我的一班高年级同学曾自己组织起来，上山去打游击。其实，既没有枪支弹药，又没有作战知识，怎么打得了仗？后来国民党到贵州地区征召青年入伍，他们就应召，受训后去缅甸与日军作战，成为青年远征军的一部分。这个班在我的许多同学中是境遇最惨的一班。除了少数几人跟着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大多数留在国内。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部队，成为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好几个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写回忆文章时，认为当年应征参军抗日，是一生所作决定中最大的错误。做一个中国人多么可怜啊！黔贵线撤退，对日作战，政治运动，都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才遭遇的。

人类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变得略为聪明一点了，人权的思想在全世界得到公认。过去侵占别人的土地现在要让出来，抢了别人的珍贵文物现在要归还；奴役了别国的百姓，强迫别人当慰安妇，现在要赔偿。以后谁再要用强权去侵犯别人，将被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群起而攻之。这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但是世界能否保持和平，这还难说。争夺财富和资源的战争可能性似乎变小了，但当今因为民族、宗教、历史冤仇的战乱丝毫也不见少。

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再碰到战争、天灾人祸、金融危机、政治运动这些意外，我们能否处乱不惊，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杀人越货，借钱不还。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随地扔脏东西，排队加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事情虽小，但到了紧要关头，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我已经老了，来日无多，恐怕还能在平安中度过余生。我的身后将如何，仍是一个大问号。其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青年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为自己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同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卖，有奶油、冰激凌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大，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ration（配额给养），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磅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有雨衣、皮鞋、军服、军毯、睡袋、信纸、信封等，给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紧张的压力。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那时候上大学是免费的，不但免费，而且还有伙食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