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吃巧克力。自从1940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内地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下飞机头一件事就是在机场的零售店买一块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不过年老了，不宜多吃糖。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整个暑假因为我弟弟得了盲肠炎，我陪伴他两个多月，没有时间复习，所以考得很不理想，只是勉强被录取，而且还取在工商管理系。到二年级才转到机械系。

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全国经济很快恢复，大家的生活很快变好。我父亲在1944年被派去美国准备战后援华铁路物资的接收，他从重庆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登船跨太平洋到美国。由于怕日本人的潜艇攻击，在船上每天都要练习逃生。那次铁路系统派去美国的一共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实习生。可见1944年胜利已经在握，开始考虑战后的事。这批人是后来铁路建设的重要人才。可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不喜欢西方留学生，他们的命运都不好，更谈不上重用。

我父亲在1946年回国，带回大批铁路机械物资，有机车、车辆、配件、工厂的设备。由于在国外拿的是国际标准的工资，他回国时带回来许多衣服、鞋、手表、书籍，我家的物质条件大大地改善。那时候我正好上大学一年级。但是不久内战开始，国民党搞通货膨胀，家里大部分的储蓄都损失了。所以我大学4年的生活并不宽裕，要靠做家教维持。

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是1936年张伯苓创办的。应该说这是张伯苓的远见和运气。一年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国民党政府把政府所在地从南京迁到重庆，重庆很快变成了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许多党政要员和文化名人聚集于重庆。南开中学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所中学。

当时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都在南开上学。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同学就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外甥，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而且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也是完全平等的，都要凭本事考进去的。我不是政府要员的子女，我也考了两次，头一次没录取，第二次才通过，进了南开的大门。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这和现在个别家长开着高级轿车送子女上学，比阔气、比级别的风气截然不同。南开同学个个有志气，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可能和学校的平等气氛有关，和家长不培养子女的特权思想有关。

重庆南开中学直接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办学，但是学校里有充分的民主气氛。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对学生都是免费赠阅的。我所在的班上有些关心政治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那时我的思想还很幼稚，不懂得政治，也不关心他们辩论的结果。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讨论政治是老百姓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发表任何一种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能得到保护。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当时的民主壁垒之一的上海交大，更加强了我的民主意识。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倒行逆施，控制言论自由。我的一位同房间的同学，就因为同情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控制，被抓进去，最后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后来国民党为了争统治权，中国人打中国人，极其不得人心。上海交大发动了“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道理讲不过共产党，终于败退台湾。

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或政治要求。但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口号适合中学生的理解，容易为中学生所接受，而且学校把这两句话贯彻到行动之中。允公允能就是要求每个学生培养自己的能力，适合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为社会服务。“允公”还有遵守公共秩序，约束自己不损害社会的利益，并且要有社会责任感的意思。南开学校的校规是很严格的。学生在公共道德上犯规是最严重的错误。这使得南开的学生懂得真正的是非界限是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南开同学有犯贪污罪的，也没有犯玩忽职守罪的；倒是过分关心国家大事，犯“政治错误”的，被划为右派的特别多。

“日新月异”对青年人来讲特别有意义。青年人每天都应该有进步，每天都是新的，不同的；每天都要有创造。南开中学特别鼓励学生从事各种课外活动，打垒球、照相、唱歌、演话剧、做航模、办壁报，应有尽有。那时我和沈逢吉、张若衡一起办了一张英文壁报，一共出了四五期。为了约稿，我鼓起勇气去女生部联系。说完几句必要的话，目不斜视地赶紧回来。南开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是男生部和女生部是完全分开的。平时从来不来往，只有到了有活动的时候才在一起。上演话剧是男女生见面的机会。我才有机会光明正大地一睹女同学的风采。我们的这张壁报锻炼了同学们用英语写作的能力。这张壁报上的文章有的水平很低，有的很高。这无所谓，只要写了就好，学校领导从来也不过问我们写了什么内容，只有英文老师偶然鼓励几句。沈逢吉有在中央大学英国文学系当教授的父亲，得到家传，英语当然好。张若衡则是班上自学成才的英语状元。他的英语水平超出班上一般水平几个数量级。我们那时所记的单词不过2000多，但是张若衡记的单词超过七八千。他能够不假思索自如地用英语写作。他来自湖南一个贫困家庭，身体很不好。他最怕上体育课。毕业以后听说他患了肺结核，那时候还没有专门治疗肺结核的药，所以肺结核是十分致命的病，尤其对于贫困的孩子而言。我非常担心他的命运，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