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大学时，茅于敏和我的朋友和同学沈逢吉带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殿堂。我们经常去兰心剧院听Foa指挥的交响乐。我还跟著名的小提琴家杨彬荪学小提琴。我们一起学的几个人中我的进步最快。拉了两年已经能够演奏贝多芬的小夜曲，巴哈的舞曲。可惜去东北后工作繁忙，就此中断。

改革开放前虽然收入微薄，总想方设法买古典音乐的唱片。后来去了美国，经济上有点条件，就买了唱机和唱片。再后来，有了CD，又买了许多CD。现在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听，有不少CD买来之后只听过一两次。如果将来有点空，首先是要听音乐。在我被划为右派之后，心情极受压抑。那时候我最喜欢听贝多芬的EgmontOverture，我理解它表现了极端的愤怒，并充满了反抗精神。在国庆1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我曾经演奏过它。那时候我还欢喜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声嘶力竭的呼唤。记得在反右时北京还上演了日本电影《暗无天日》，描写法院如何冤判一件案件。我感到就是在说我的故事。

我喜欢运动，是在南开中学培养起来的。先是长跑，最简单，不需要任何设备。到了上海交大喜欢玩双杠。可惜没有人教，只好自己琢磨，进步很慢。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全国运动会，要把火炬从南京传递到上海，从上海交大的学生中选拔火炬手。我被选中，跑句容往东的一段。当时共产党已经活动到苏北农村。苏南地区也不安定。所以公路两旁有军队防护。而且为了安全，晚上休息，白天接力跑。每人跑6公里，据记录我是跑得最快的一个。我们这些火炬手各得一双跑鞋，一套短裤背心。我还喜欢游泳，打太极拳，做广播操。还学过气功，有点成效。

我喜欢画画，这也是在全州中学培养起来的。我们的绘画老师非常好，指导我们怎样把画画好。我最喜欢画雪景，每星期都盼着上图画课。后来研究经济学，很想画漫画，买了几本基础绘画的书，但是没有人教，始终没做成。但是我懂得什么是美，怎样欣赏美，包括画画、风景、人体、图案。

由于我对音体美的爱好，人生变得更丰富。所以音体美的教育十分重要。我在山西临县教育扶贫中特别强调要为小学开音体美的课。可是大部分农村小学都没有这些课。我专门请了我的朋友黄怀仁老先生去临县教音乐，效果非常好。另外买了许多体育用品，羽毛球、跳绳、乒乓球，让孩子们有机会通过游戏锻炼身体。

那时候大学内的政治思想环境不好，国民党经常抓共产党人。我们的同班同学就被抓了好几个，其中有两位就牺牲在监狱里。至今交大的校园里还有他们两人的墓。国民党的警察半夜到宿舍里抓人。挨个点名核对，我们非常紧张。学生中革命的思想感染了一些人，但并不很普遍。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很少。

上海交大虽然学习环境很好，但是不算全面发展，体育课就极不重视，和现在比大大不如。现在的大学都有很好的操场，有一定的体育活动时间。不过我算是一个例外，在大学时特别喜欢体育，每天都锻炼，玩双杠、跑步，所以在选拔参加全运会的火炬接力长跑运动员时我被选中。我也注意下一代的体育。我鼓励儿子参加体育运动，他是灯市口中学的篮球校队队员。交大最热闹的体育事件就是一年一度的和同济大学的足球赛。那时候足球已经职业化，踢球的人都是专职的球员，没看见他们来上课。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机械，毕业20多年以后改行研究经济学。我所学的机械究竟对我后来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里对我最有用的几门课是：数学、物理、化学、热工和机械设计。英语和汉语只在大一学了一年，比起中学学的内容没有多大的长进。但是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做习题和考试也都用英文，个别的老师还用英语上课，所以在大学里有充分的使用英语的机会。这一点使我终生受益。工作以后，我一直在研究部门工作，接触英语的机会较多。改革开放以后，和国外交流的机会开始出现，我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化。

大学里学的微积分有非常大的用场，微分方程则基本上没用过（这要看是什么专业）。那时我们还选修了高等微积分。毕业以后又花了大约3年时间学数学，其中有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数值计算、概率论、数理统计、变化分法、线性代数、矩阵、矢量和张量分析等。在后来的工作中，有的完全没有用，有的又非常不够。那时没有高级研究员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许多时间。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教训。

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但是数学的分支很多，各门专业用的数学差别很大。一定要针对需要来学。我相信不但自然科学，连社会科学也都需要数学知识，它最基本的功能是培养逻辑思想习惯。当然，有些学科本身就需要通过数学才能理解。现在的经济学要用大量数学，连历史学都要用计量经济学。我猜想懂数学的人，头脑中的世界和一般的人不同，因为数学能帮助人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