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的课外活动特别多，但是正课仍然是主业。几门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不论是谁，都没有例外。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用功，没有一个马马虎虎的。但是要考试及格并不难，因为教几门主课的老师都非常好。只要上课时认真听课，课后认真做习题，及格就没有问题。我的中学阶段正值抗战，流离失所，所以一共上了7所学校。回忆起来，凡是老师教得好的课，我都有兴趣。相反，老师教得不好的课，都成了我害怕的课。因为听不懂，还要考试，怎么能不害怕？南开的特点是没有让我害怕的课。

我念完中学念大学，风风雨雨经过了几十个春秋。现在回想起来才懂得南开为什么能够给我这么大的益处。为什么现在中学的问题那么多？过去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目，现在回忆起来才感觉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意义。他一辈子从事教育，不断思索如何办好教育，改朝换代，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独立的教育思想，那是他自己多年总结出来的。他的一生中直接受他教育的人数达10万人，间接受他教育的（他的学生的学生，按照他的教育思想来教育的）达到上百万人。教育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因为朝代不同而不同。我们有时候把一切都政治化，把教育生硬地和政治扯在一起，甚至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其结果是教育不能适合青年人的具体情况，不能满足青年人的切身要求，最后是事倍功半，不但浪费了资源，尤其是耽误了一代青年人。

张伯苓办学校丝毫不墨守成规，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又能照顾到贫困家庭的困难。他采用董事会治校的办法，一方面把教育办成产业，合理收取学费，不但使得办学能够有持续性，而且还能越办越大；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影响力，从社会募捐，多方面筹集资金，还能帮助家境清寒成绩优秀的学子能上得起学。他一生办学不用公家的钱，他办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为的是避免受到政治风向的影响，保持其独立性。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教育思想没有得到承认，更谈不上发展。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才逐渐重新被发掘，被研究。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愿意献身于教育的仁人志士，更多的人懂得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可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不受干涉的办学环境，让他们难以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大学教育和学问之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4年教育。这4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授课，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4年培养起来的。后来改革开放，我有机会出国，就能够用上。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于影响到人生观。

那时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很丰富，我们常常去兰心剧院听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由意大利音乐家Foa指挥的古典交响乐。我还学了两年的小提琴，进步很快，能够拉贝多芬的小夜曲，还试着找人给我钢琴伴奏，但是没有成功。我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是在交大培养起来的。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莫扎特的G大调小夜曲。每到周末我就去大伯伯家，我的堂兄茅于敏弹一手好钢琴，他家有许多唱片。我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和Krutzer小提琴奏鸣曲。我开始看政治文章也是在交大，看到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印发的材料，是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开始时感到特别费劲，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我在广西读高中时就开始谈恋爱，追一个女同学。我和她一直保持联系。虽然抗战，国家被分割，邮路很难畅通，但是通信没有完全中断。后来因为另外一个同班同学段运昌也追她，他们住得近，最后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还没有结婚段运昌就变了卦，和他的病人的女儿好上了（他是医生）。而我正在这时候确立了和赵燕玲的关系。最后女同学去了海南岛和一位姓蔡的医生结婚，生活也不错。不过蔡医生去世得比较早。我在大学时追过几位小姐，有两位都是教授的女儿，还有我表姐介绍的她的同学。那时候我的心里很热烈，行动很拘谨。但是相比之下在交大的同班同学中我算是出格的。别的同学很少有谈恋爱的。谈恋爱最大的收获是在语文方面，因为要写情书，锻炼了写作能力。

我喜欢音乐，喜欢运动，喜欢美术。茅家有音乐细胞，茅以升的二儿子茅于润就是一位音乐家，拉小提琴，教钢琴和小提琴。还有堂哥茅于敏钢琴弹得极好。差不多茅家全家都喜欢音乐。陈家也类似，我的表弟陈自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当过右派，又做过学院的党委书记。我在小学时就喜欢唱歌，在南开中学时每天晚饭后是我的唱歌时间。可是在我发育声带变化时把声带唱坏了，从此再也不唱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