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成了“右派”

1957年夏天，我出差在陇海铁路做列车阻力试验。从报上得知共产党号召整风，大家都很高兴。后来就回北京铁道研究院参加整风，那时“反右”已经开始了。我当时是整风讨论会的小组长，并不懂得为什么要“反右”。我很相信党，和党是一条心的，没有任何的顾忌。那时我家住在王府井，离单位很远，骑车要一小时。每晚整风讨论到10点钟，我因家远，可以早走一会儿。没想到早走的一小时构成我当“右派”的条件。在我离开讨论会场之后，有人背后偷偷摸摸地整我的材料。某一天拿出我的发言记录，都是断章取义，极度歪曲，但是这些话我确实讲过，成为我的“右派”罪证。据说还有人上厕所的一小会就成了“右派”。

我说了些什么呢？猪肉买不着，为什么不涨价？毛主席要见科学家，是毛主席去见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去见毛主席（这一条最要命）。还有其他，我都记不清了。这些话无非是我平等自由思想的表现，和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但是我并不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只是表达了我很自然的想法。那时候是要反对平等自由。所以说我是正确地被打成“右派”，打得很准，并不冤枉。现在看来，我当时的主张都是对的。对我来讲后来平反得来的赔偿损失在经济上意义不大，但是对有些“右派”来讲，他们生活非常困难，赔偿是完全应该的。如果不是反右他们绝不至于落到这么可悲的状况。

当时铁道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是岳志坚，他比较实事求是，曾经在大会上宣布，茅于轼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是认识问题。但是到1958年初，铁道研究院的“右派”人数没够5%，所以把我和商振海补充进去了。那时候是由铁道部派科技局书记柴沫来院里宣布的。有趣的是后来柴沫也挨整，自杀死了。整人的，挨整的，统统都进入绞肉机。对我的处理算是轻的，降职降薪两级，从133？郾5元降到100元。那时候我爱人停薪留职，又生了头一个孩子，搞得非常紧张。幸亏有些好心人（我猜是办公室主任磨正辉）把情报所的一些翻译工作让给我做，有一些外快收入。每次运动，都有人趁机往上爬，也有人尽量保护人。应该说铁道研究院的历次运动还算比较温和的。“反右”只有一个人，萧定先，在郑州附近火车过黄河大桥时跳车自杀。“文化大革命”时也只有一个人自杀。那时候热心于“反右”的有张攸民和吴光勇。不过我不会记他们的仇。我希望他们懂得真正的是和非。我所在的课题组本来我是组长，当了“右派”后由高强当组长。课题组的成员暗地里都同情我，像龚金炎、王元福后来都跟我保持联系。但是有一位叫杨树森的，他原来是我课题组里的工程师，是一位很正直的同志，但是过于迷信阶级斗争，变成了是非不分，只知搞斗争。他可能以为他的苦难是我们这些人加给他的，所以斗争时表现得很积极热心。他曾经想把我弄去东北劳改，并且通知了我本人。但最后没去，可能是有人保了我。杨树森在“文化大革命”中时过春节回东北老家探亲时，忽发脑溢血死亡。他的一辈子受尽了穷困的折磨，生活非常困难，经常靠救济过日子，他以为靠斗争大家能够致富，至死不悟。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用打倒富人的办法自己求富，是南辕北辙，绝不可能成功的。但是追求公平永远有无穷的吸引力，虽然都失败了，还是前赴后继。所以欺骗穷人为自己的政权谋利，总能得逞。

被划为“右派”之后，我被调到东郊的环行铁道做养路工，跟工人打洋镐，拨铁轨，干了近一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多半是从河北省招来的民工。其中有几个年轻好学习的，知道我是工程师，很愿意跟我学知识，问我许多天文地理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冬至时日照最偏但是天气不是最冷？回答这个问题要讲热的辐射，热的平衡。这批民工后来在人民公社化时被动员回乡。他们很不愿意回乡，希望留在城里工作。我们政府有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动员人们下乡去劳动。“文化大革命”时经济困难，就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认为劳动能够创造财富，留在城里只能是消费。当时有一句话“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用这句话动员百姓下乡。可是恰恰错了。财富主要不是靠劳动，而是靠交换创造的。我对这个理论也是想了多年才想通的。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劳动少了，交换多了，大家富起来了。因为交换能够使“物尽其用”。财富和物不同。到现在多数人还不懂交换创造财富的理论。改革并没有改变理论，只是千军万马奔经商，什么理论也挡不住，这才改变了中国。如果还是老理论指导政策，绝没有今天的富裕。

我劳动一年后就被摘了帽，工资只恢复了一级。后来调级也不给我机会，所以一共欠了我两级。现在我的收入主要不靠工资，根本不在乎这两级工资了。当了“右派”，公民权被取消。我的书《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不允许用我的名字，我不得不改用我一岁儿子的名字“茅为星”。

当了“右派”，一切公民权都没有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的成果不让发表，研究课题的领导位置让给了别人，我只能当下手。但是我的独特的见解，对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抹杀不了的。1962年铁道部要解决秦岭大坡道列车下坡的制动问题，还是用了我的方案。只不过在向领导汇报时不让我发言。这样忍气吞声地过日子过了20年，一直到1978年胡耀邦给大家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