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里不缺吃，不缺穿，所以物质引诱对她不起作用。所以能够抵御俊色和权势。在无锡助产学校时同时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其中包括她的老师和医院里的医生等人。她毕业之后能够来到齐齐哈尔，也是因为追她的人太多，不好摆平，索性远走他乡。那时候我只跟她见过三次面。她敢于去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能说是缘分。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买衣服，更谈不上买首饰。我们拍结婚照的时候，照相师傅说我的衣服太寒酸，他把他的中山装借给我穿，可是领子太大，临时用一个夹子在后面夹一把，凑合着拍了。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抄家时没搞丢。

1954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她的来到引起整个当地的轰动。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想动手动脚（后来此人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挨批而自杀）。医院之外的人明里暗里动她脑筋的人不计其数。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每当我出差，这些人就蠢蠢欲动，献殷勤，请看电影、吃饭、打麻将。到了北京以后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在我下放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隔壁的某局长晚上敲她的玻璃窗；欧美同学会舞会上认识的人盯住她不放；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1964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看见了她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养蜂夹道的游泳馆游泳。当时冬天游泳是高干的特权，邀请去游泳是显示特权的姿态。第二天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去了。这位副部长看见她没去，满脸的不高兴。更奇怪的事还有，就不多说了。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共产党以打抱不平起家，为穷人说话，分富人的财产，鼓励穷人反对富人。这样的政策引起的一个风气就是嫉妒心理。对社会上的人才，不管是有钱，有学问，还是美貌，都是嫉妒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来到了，各方面对她的美貌嫉妒有了发泄的机会。在抄我们家的时候，把她剃了一个光头，言外之意是“看你现在还美不美！”“文化大革命”时候每个人完全丧失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管别人怎么侮辱你，只能逆来顺受，不得有丝毫的抵抗，否则会遭到更残酷的对待。我也被剃了光头，我妈妈被剃了阴阳头，就是半边光头。被剃了光头的人出门就会挨打，因为必定是反革命分子，人人都可打他。我们家被抄以后，我被赶去大同，家里就剩下我父母亲，我的两个孩子和她。我父亲要上班，家务事全靠她。可是她被剃了光头，怎么出门？连买菜都成了问题。我弟妹家设法弄来一些剪下来的头发，燕玲自己做了一副假发，戴着假发出去买菜。一路上心惊胆战，生怕被人看穿。人到了危急关头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难想象，做假发有多难。但是她居然自己做了一副。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是我们全家的感情中心，不论茅家，陈家的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代表我们联系各方面的亲戚。她为大家出主意，不论找对象、结婚、谋职、搬家，还是小孩儿看病，都来找她商量。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我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亲戚回国相聚，燕玲留给他们的印象最深。她在国外的声名鹊起，成了茅家的招牌人物。

她不但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结婚前她就为她的弟弟妹妹织毛衣，后来为我们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从百货大楼买零头料，做成大人小孩的漂亮衣服。她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当她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刚上班时，同事们都认为来了一位上海娇小姐，干不了事。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位能手。她是助产士，接生1000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她干活麻利，干净利落。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因为下班早，不拖拉。一年多后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得了奖励。“文化大革命”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此以后我一直享受她做的美味佳肴。现在开会应酬很多，但是我尽量回家吃饭，因为我喜欢她做的菜。她还为我理发。“文化大革命”后至今的4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上过理发馆，除了在国外的两年里，不得不去理发馆理发，在国内的时候全是她给我理发。我现在都不知道在理发馆如何理发。

有人叫我写自传，想来想去，我一生中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