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回家的一大任务就是教茅为星念书，辅导他的数学、外语、语文，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就能考上大学，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的教育方法很不成功，每次都搞得不欢而散。我不懂得教育要以表扬为主，也不懂得孩子们的心理。当时还有茅以升的外孙徐安泰也在我处补习数学，从初中的代数补到大学的微积分。后来他去了美国，我帮助他打下的数学底子肯定起了作用。

后来因工作需要把我调到大同机车厂设计科工作。科长叫戴士良，是一位真正的正人君子。他严于律己，待人和蔼，又不失原则。听说后来科长要经过考外语合格才能正式聘任。其实大家外语都不行，考外语只是走过场，没有不及格的。但是戴科长就是不肯去考。大家都劝他，他坚决不去，宁可不当科长也不造假。设计科里还有一位姓孙的工程师，他绝顶聪明，幽默风趣，画的设计图极其漂亮，还会修表。和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一位雷科长，他的特点是脾气特好。大家评论说，脾气好是一个人的幸福。我受他脾气好的影响极大。什么是脾气好？就是不跟人过不去，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要跟别人较真。我学他的榜样，确实得到极大的好处。可惜的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和别人争能得到好处。

农场的负责人姓张，是一位在锦州战役中受伤，失去一条胳膊的伤残军人。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很尊重知识分子，所以大家都愿意和他讲话。后来他和我一直保持联系，他的儿子还常来我家。被下放到农场的人都是不容于当时环境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人，其中不乏极优秀的人才。当然也有一些确实有毛病的人。

我在大同厂还在水玻璃车间干过一年多。安汝潜跟我一起干，领导我们的是一位工人出身姓王的主任。他很尊重我们，依靠我们改进车间的技术。我们完成了半自动化的改造。水玻璃车间属工厂的五七干校。干校的领导叫詹严，他特别照顾我们，给我们机会出差北京，可以回家看看。很不幸，他的爱人后来患脑瘤，在北京开刀，没成功。他一直跟我有联系。他后来知道我事业有成，特别为我高兴。

我前前后后在大同机车厂待了近10年（1966-1976）。其中最后的几年是在北京驻勤。在大同的几年中，先是在车间劳动，当装配工，后来参加燃气轮机车的设计，又在设计科做非标准设计。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陪英国专家JohnSharpe来大同指导先进蒸汽机车的设计。Sharpe对蒸汽机有专门研究。我陪他一是当翻译，二又是中方专家。大同厂还派车请他去悬空寺、应县木塔游览，也是我陪去的。后来我几次去英国都跟他见面。最后的一次是我在一个英国的NGO，名叫PolicyNetwork的会议上做FreedominChina的报告。他来参加。他为了评教授，需要推荐人，是我给他写的推荐信，结果评上了。我还为黄有光太太的博士论文写过评语，她也评上了博士学位。

在大同的许多年，我没有忘记专业学习。我自己学了偏微分方程、传热学。一个人遭遇打击之后会奋发图强，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在北京被抄了家，来到大同厂发奋读书。我为工厂图书馆订阅了MachineDesign，每期都认真地看。还有一件事。工厂“五七干校”往返农场和工厂间的汽车翻车，安汝潜被摔伤，断了几根肋骨。我在医院看护他约一个星期。干校的医生李大夫自己发了精神病，也是我陪伴他。这10年可以说是一段浪费生命的10年，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