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铁道研究院

1976年前后，我开始回北京铁道研究院助勤，在运输经济室上班。我们研究的课题是“铁路列车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组合”。这个课题成就得到铁道部的奖。室主任是罗东树。他很会用人，能够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我们同一个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有王启煌、闵宝华、刘景惠，另外有胡光荣。王启煌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他是学运输的，但是力学数学的基础极好。他为人低调，从来不跟人争高低，但是在课题中是一个台柱。刘景惠有很好的创意，但是决心不够，没做成什么事，很是可惜。在运输所也有心胸狭隘，妒忌人才的人，就不提了。

我在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所助勤，从事铁道经济研究。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用经济常识解释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LagrangeMultiplierMethod），以后又用经济学的常识推导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EulerEquation）。或者说，用常识给出了这个方程的意义，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时我正好50岁。我领导运输所经济室的学术工作，很有声色。我给研究生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宋国青、张维迎、王国乡都来听过我的课），给室内同事开概率论的课，去北京经济学院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后来因为清理精神污染被停）。虽然还没有平反，我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超出运输经济，我希望能调到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去，或者数理经济所去。但是我不被他们承认，因为我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都被拒绝了。最后我去了社科院美国所。这是我的幸运。美国所在李慎之的领导下气氛很正常，没有勾心斗角，有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这和经济所及数量技术经济所不同。在这时我认识了杨小凯，成为好朋友。我从工程领域进入经济学是通过数学规划成功的，但是后来我对经济制度感兴趣，离开数学越来越远，很少再用数学。但是数学培养的逻辑思维永远不会过时。

我之所以能调到中国社科院是因为我的“右派”朋友王国乡。他是在北大上学时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被打成“右派”是最不幸的，以后他们没有工作，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我们有工作的当了“右派”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工作，结了婚。王国乡毕业后没有工作，流落在社会上，做过各式各样的苦力，拉板车、修炉灶、修乐器、运鱼苗。他的爱人姓魏，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居然愿意嫁给“右派”，同甘共苦一辈子。后来王国乡当了郑州大学的教授，又调到北京做国际金融学院的教授和系主任。他是一个天才。他比我更早得出择优分配原理（他1972年想出这个道理）。1982年在西安召开第一次计量经济学会议时我介绍他出席。1984年他介绍我认识李慎之，谈了两次李慎之就接受了我，把我调到社科院美国所。这是我一生改变命运的关键点。

我离开铁道研究院去美国所的时候，运输所的经济室开了一个盛大的告别会，场面非常感人。全所的人都来了，拍了许多照片（那时候拍照成本很高的）。这些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欢送会说明我在运输所的人缘不错。我在经济室年龄最大，但是我天天都是头一个上班，并且把地擦干净。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十分干净。我走了以后，办公室再也没有原来那么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