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初从美国回国，当年夏秋之交，在瑞典的Bhagavan博士邀请我去非洲的博茨瓦纳出席非洲能源政策国际会议，并请我为顾问专家，他们叫ResourcePerson。他们付我1500美元，请我在会上作一发言。我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从此以后我担任这个职务7年之久，由于按国际标准支付报酬，这7年中我家的经济条件得到彻底改善。每次拿到工资，我都主动缴税，成为西城区的纳税模范。这7年中我去了津巴布韦、莱索托、赞比亚、毛里求斯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在毛里求斯遇见在大同厂的好友周维城，他的哥哥在毛里求斯做工业，十分成功。他作为工程师去帮助他哥哥。后来他自己开厂，也有一定成绩。最后退休回上海。第一次去博茨瓦纳途经津巴布韦，给我的印象非常好，经济很繁荣，社会组织良好。但是独裁者穆加贝迷信革命，瓜分白人的土地给革命老战士，破坏了市场经济，最后搞得一塌糊涂，成为全世界倒数第一的失败国家。这个结果完全是人为的，是违背市场原则造成的。当今世界上还有好几个类似的例子。我对此总结认为：追求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牺牲了市场的效率，终究要失败的。

我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做的顾问工作主要在煤炭方面，讲供给和需求、价格、运输、技术，特别是型煤技术。我用给我的津贴定做了一个型煤技术的科教片，送给几个产煤的国家。我负责指导四五个当地的研究人员。一般来讲他们的水平并不差，但是经济学方面知识不足，这对制定政策是很不利的。非洲国家的普遍问题是迷信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在非洲的工作中进一步结识了ThomasJohansson，一位瑞典能源专家。他后来成为“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组”的外方组长。中方组长是杨纪柯，我是成员之一。后来杨纪柯退下由我代任中方组长，再后任合作委员会各专业组的巡回大使，沟通各组的情况，并提出建议。

我一共去过近30个国家。它们是：英国、美国、加拿大、苏联、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赞比亚、毛里求斯、莱索托、肯尼亚、荷兰、意大利、土耳其、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丹麦、法国、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巴西、泰国、日本、埃及、新西兰。最后的4个国家是因旅游而去的，其他的国家都是因公而去。这些国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去苏联，去了莫斯科和彼得堡。那时候苏联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毛病一览无遗。那时中国已经走出了这些误区。苏联的价格制订得非常不合理。面包、能源、书籍、公共交通等价格极低，但供应充沛，造成巨大浪费。而其他副食品、工艺品、衣着、电器严重供不应求，到处都能看到排长队。服务态度蛮横无理，官僚主义盛行，管理效率低下，办事难，百姓受气无处申诉，人与人经常吵架。与中国不同的是排队很有秩序，很自觉，衣着比较讲究。

还有一次是1989年去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联合国理事会（UnitedNationsCouncil）请去讨论环境问题。这个组织是由下台了的首脑组成。会议的规格很高，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我在会上提了一个建议，核废料由国际组织处理，寻求地球上储存核废料最安全且成本最低的地方，作为废料储存地，以解决小国家储存核废料的困难，并有利于发展核能。现在的储存技术足以保证几万年的安全。几万年后国界已经不存在，现在考虑几万年后安全出问题时的国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但是没有下文。

1989年11月去德国的经验也值得一提。我去的目的地是联邦德国，但是飞机票买的国航，只能飞民主德国。飞机到民主德国后再坐大巴去联邦德国。大巴上有不少民主德国获准去联邦德国的居民。当大巴过了边防检查站后全车的民主德国人都起立欢呼，互相拥抱庆祝。原来在边防检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神色紧张，但是一过检查站气氛完全变了。我本来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因为他们投奔自由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联邦德国的活动结束后又来到民主德国机场。不巧飞机出故障，要等3天才能飞。航空公司答应为我们支付补贴，标准也还不低，大家商量后多数人都同意了。于是我们就在机场旁边的宾馆里住下了。那时候正好是柏林墙要倒塌的当儿，我们每天看电视、听消息。东柏林的民众热情高涨，反对政府的游行此起彼落。最后终于把柏林墙推倒了，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民主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