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教书

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认识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Clem Tisdell。他看到我写的《计划经济中价格扭曲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一文，邀请我参加当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社会经济学年会。那年8月我和樊纲一起去多伦多，由樊纲开车，顺路看了尼加拉大瀑布。稍后9月23日Tisdell教授又邀我去他访问的WoodsHole海洋研究所。我和他非常谈得来。后来他换到昆士兰大学，任经济系主任。1990年初他给我发来一则招聘信息，是昆士兰大学招聘客座高级讲师，有意让我申请。有这样的机会我很愿意试试看，就写了申请书。不久就有了回音，我算录取了。

20世纪90年代初，出国的审批手续非常严。幸亏那时社科院主管美国所的副院长是李慎之，他很痛快地批准我出国的申请。但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根本不发中国人去澳的签证，实际上是一种对华的封锁政策。也不光是澳大利亚，全世界都封锁中国，敌视中国。1989年冬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坐的中国民航飞机到了法兰克福上空就是不让我们着陆，在空中盘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

李慎之感觉形势很不利。在3月召开人大会议时，他抽空从大会堂来我家，叫我赶紧办出国手续，万万不可耽误。幸亏我当时还有去南部非洲津巴布韦参加非洲能源政策顾问的邀请。我很容易在津巴布韦大使馆拿到去非洲的签证，接着就经伦敦转机，去了津巴布韦。在那儿办完事，利用空隙时间去维多利亚大瀑布玩，接着就在哈拉雷（津巴布韦的首都）申请去澳大利亚的签证。我国政府驻哈拉雷大使馆的二秘仇伯华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认识澳大利亚驻哈拉雷的大使。他亲自陪我去办签证申请，果然成功。于是我从哈拉雷坐飞机飞越印度洋来到澳大利亚的悉尼，途中在珀斯加油。再从悉尼转机到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的所在地。

昆士兰大学的学术地位在澳大利亚不算最高，但是由于它有一定的历史，科系完备，学生众多，所以是一所有影响的大学。中国学生在此学习的不少。学校给我的任务是同时教两门课，一门叫经济学专题，一门叫经济计划。每门课一周一次，每次两小时，所以任务很轻松。给我的工资是月薪合3000美元。交掉1000美元的税，可剩下2000美元。但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访问学者月薪才450澳元（约合380美元），我两星期的工资超过他们一个月工资的4倍，所以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都认为我是大阔佬。昆士兰大学还放寒假，我借此机会去美国参加世界银行召开的会议，假期的工资照发。此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还去了意大利、毛里求斯参加国际会议。学校鼓励老师出国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但经费都是会议召开方支付的。

我教的课是大学四年级的课。澳大利亚的大学学制是4年，但是3年就可以毕业。留校读到四年级的都是准备读研究生的学生。所以四年级等于是研究生的预备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在外国大学上过学，能在外国大学教西方经济学，不但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到今天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我在国内有不少教书的经验，在铁道研究院时给研究生讲过3年经济学的课。后来又在北京经济学院兼课，讲数理经济学，当时听课的有张平等后来成为经济学研究骨干的学生。所以讲课我很有把握，但是用英语讲课经验不足，心里很害怕，生怕学生听不懂。所以我花了几倍的时间来备课，几乎把每句话都写出来了。

结果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学生完全能够听懂。澳大利亚的大学老师最重要的考核是学生的评分。老师最怕学生打低分。学生对我的课的评价都说好。在我离开昆士兰大学系主任给我的鉴定信中肯定了这一点。用英语教课并不难，难的是我不了解澳大利亚的经济情况，所以不能结合当地的经济问题阐述经济学。我的英语能力主要还是在上海交大培养出来的。那时候老师都用英语课本，做习题、考试都是用英语，有的老师就用英语讲课。我在昆士兰大学讲课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儿有一位从坦桑尼亚来的研究生，听了我讲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非常有感慨。他们国家也是走计划经济的道路，造成的问题跟中国的非常类似。但是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而坦桑尼亚还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的毛病。他认为我讲的东西对他们非常有针对性。

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不及美国，富裕程度比美国低，但是生活环境好，自然风光好，工作轻松，竞争压力不大。大学里每到周五下午图书馆就关门了。而美国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一年四季都开门，而且24小时不中断，只有圣诞节放假一天。在澳大利亚经常会有罢工，我在墨尔本杨小凯那儿，有一次要坐公交车，不料罢工停业。我在站上傻等。幸亏碰到一位太太带着她的小孩路过，主动捎我去了目的地。我对她感激不尽，只能反复说谢谢。布里斯班附近的黄金海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那儿有几家赌场（澳大利亚不禁赌），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别人请我去，一次是我请客，和曹阳、杨瑞龙一起去玩。我每次进赌场都是准备输钱的，所以每次都玩得很高兴。偶然也赢过一两次，就更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