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1993年，我快要退休的时候，唐寿宁和盛洪找我，请我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于是我向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提出退休，在八九月份到了天则所。本来是盛洪当所长。但是他联系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当访问学者半年，只有我能够接他的班，于是我就当了所长。他回来后我们两个人轮流当所长和理事长。其中在上世纪末的两三年的时间由张曙光当所长。他也当过一段时间的理事长。

开办天则所的目的，最初是想将学术转化为财富，或者说，想赚钱。但是慢慢地认识到这条路基本上走不通。办所的目的逐渐变成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研究所，一个典型的NGO，从事经济政策和制度理论的研究单位。至今17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推进经济的私有化，建立有规则的市场，强调人权，声援孙志刚和孙大午，寻求政府体制改革之路，土地制度的改进，为政府做制度设计，推进公用事业的市场化等。

办所最大的困难是筹措经费。天则所是一个民办所，没有任何现成的资金来源，全靠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筹措。有一阵连工资都发不出，只好从自己家里拿钱垫付。由于独立于政府，一方面研究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成果的质量好；但另一方面可能不受欢迎。

天则所是由三驾马车领导的，有张曙光、盛洪和我。我们三个人也经常有矛盾。幸亏大家都是君子，没有拉一帮打一帮，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或造谣中伤别人。矛盾放在桌面上，争吵一番，事后就过去了。我体会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我们三个人虽然年龄、生活习惯、教育背景、家庭出身都不相同，但是能够合作，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更因为大家都是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退休后谁来接班，天则所的危机是后继无人。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找到我的接班人，但是没有成功。我们还在继续努力。最近我把这件事想通了，找到理想接班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等我死后，或者天则所会解散，或者有风格不同的人接班，把它办成一个风格很不同的单位，甚至变成一个商业性的咨询公司也是可能的。

我办天则所遵循的原则是绝不侵占天则所的利益。如果领导想从所的业务里捞好处，没有不垮台的。在开始的几年里我做课题几乎都是不领报酬的（记账等于打白条）。到现在月工资3000元也算是很低的。我还以身作则认真缴税。在同事之间相处以宽容为原则，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我还把一部分在外面讲课的课酬捐给天则所。近年来一年捐款上10万元。

扶贫与办学

我从小就对弱势人群抱同情心。这或者是茅家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茅以升就是一个心肠特别软的人，他帮助的穷亲戚不计其数，不管什么人求他，他总会关心。所以他一辈子赚的钱不少，可自己没什么享受。我在中学时有一个同学交不起学费，我就求妈妈能不能帮助他。那时候我们家也是穷，当然没有条件帮助别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在昆士兰大学教书，同时就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顾问，有了点富余的钱，就想着扶贫。开始是给希望工程捐款。1993年的一次捐款落到了山西临县的一个小山村，受援的小学生给我来信，说他们的老师是一位残疾人，对孩子们特别好。我感觉他可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汇款给他开办小额贷款。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扶贫办法。光给钱不是扶贫的良策，关键是要培植农民的自救能力。设立小额贷款基金可以持续使用，使更多的人能够受益。那一年我去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出差，见到汤敏，他介绍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的扶贫事业，而且他自己出钱帮助我的扶贫基金。以后我又向各方面的朋友募款，充实基金。其中有林毅夫、杨昌伯、石小敏、许医农、钟伟、俞建国、华运海、卢锋、刘肃平、王慧侠、单伟建、廖志扬、孙文盛等。扶贫基金从500元开始，逐渐增加到几万元，十几万元。大概在1998年，我开始向朋友借钱，扩大扶贫基金。当时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属于非法集资。但因为我们的基金是为了扶贫的，所以得到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