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扶贫基金的名称叫龙水头扶贫基金。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由我制定，由我监督执行。我在北京遥控，来往的信件非常多，平均每星期一封，足够装一个麻袋。给他们汇款的条子也有一大摞。后来有了电子邮件，通信就很少了。1996年，也就是基金成立3年后，我头一次去了龙水头，那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要拍电视叫我去的。以后每一两年去一次。去时也只能走马观花，不可能停下来仔细检查。时间长了难免出问题。我们这个扶贫基金虽然没有发生贪污腐化的事，但是违规放款是相当严重的。2002年，基金的服务面扩大到3个村，受益人数大约近3000人。制度上的松懈导致不良贷款增加，危及基金的安全。幸亏沈东曙加入我的扶贫事业。他逐步把基金的管理工作接过去，大力整顿，派会计师下去核对一笔一笔账，又多次在北京办培训班，强化培训，才使这个基金起死回生。现在小额贷款的扶贫基金已经扩大到4个地方，有山西永济、临县、北京和甘肃。贷款总数达700万元。2009年6月在永济注册了小额贷款公司，资金3000万元。其中有我们募捐得来的，也有企业家投资的。

龙水头的小额贷款基金是国内唯一由私人创办的，而且是吸收存款的扶贫基金会，所以它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的做法和尤努斯在孟加拉的做法有些相同，比如相当高的贷款利息率，放贷对象是农户；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比如我们没有采用多户联保，我们保证还款率的方法是坚守制度，改善小额贷款的文化。信贷员不得摆架子，要有真诚服务的诚意，让我国几千年从来没有享受过服务的农民真正感到有人在为他们的利益考虑。

另外一件扶贫的工作就是开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01年冬天，汤敏和我去临县检查小额贷款工作，在回北京的路上汤敏提出光有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还得帮农民进城，在城里找到工作。对农民来讲门槛最低的是家政服务业，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岗。回到北京了解了家政服务员的市场，发现供不应求。于是我们决定凑钱办一个培养家政服务员的学校。我们5个人包括丁晋川、王皓等一共凑了30万元，就把学校办起来了，也找了一位校长和配套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在2002年3月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当时的学生有约40人。

可是只办了三四期，就招不着学生了。我们绝想不到中国这么大，农村妇女多的是，怎么会招不着学生。但事实就是这样。正在这万般无奈的时候，沈东曙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参加我们的扶贫活动。起初我们不信任他，因为过去没有接触过。但是他打包票能够解决招生问题。我们半信半疑就接受了。后来我跟他去了安徽，见到省的领导，果然把招生问题解决了。所以说也是沈东曙让富平学校起死回生。

办富平很不容易，第二年就发生了“非典”，学校有10个月没有业务，钱全都亏进去了。后来又发生了我们的服务业所看管的两岁女孩，在自己家的客厅沙发上摔到地上死亡的事故。家长动用了黑白社会的力量敲诈我们，要我们赔款47万元。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和我们自己承担，用50多万元的赔款把案件了结了。通过这件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社会秩序的缺乏，个人和企业之缺乏保护以及办企业之困难。但是这一切挫折都没有动摇我们从事扶贫事业的决心。2005年由沈东曙发起，试图登记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我负责筹款，先后一共募捐到1300万元。但是登记不成功。最后我们用这笔钱加上热心企业家的帮助办了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投资公司，专门用于发展小额贷款事业。2009年在永济开办第一个这样的公司。

我在富平工作7年，没有拿过工资，而且不断有大钱小钱贴进去。但是这给后来的继承者造成困难。谁愿意义务工作这么长的时间，我会找不到继承者，也永远脱不了身。所以到2009年春我改变了办法，拿工资了。

除了上面这两方面的扶贫活动，我们还做了临县的教育扶贫，改善民办教师的质量，补充教学用具，培训当地老师，出资帮助初中生升高中。这些活动都得到各界人士的帮助，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和壳牌公司。

我自己还做了不少帮助贫困的事，每年汇出去的汇款总有三五万元。其中最成功的是兰州刘肃平做的仁爱志愿者工作委员会。我出资帮他们注册，成立一个组织，花了我几万块钱，他们能够发挥作用，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了上百倍。我除了捐款做扶贫，还捐款给天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