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阴冷的下午，卢作孚回到重庆民国路20号寓所。他告诉厨工和保姆：“我累了，我要休息。”然后直接走进卧室，再没有出来。

1952年2月8日傍晚，家人发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服安眠药自杀。当日上午，刚开过民生公司“五反”动员大会。

2004年9月10日，卢作孚长子卢国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似乎不愿再去回忆当时的场景。他递给记者一篇4年前写成的短文《先父去世之日情况》：“父亲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空小瓶，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为帮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果然那只衣箱已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

用钢笔写在略带黄色的毛边纸上的遗嘱交代：“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借用家具还给民生公司。”而他的寓所，是借金城银行的房子。

在1944年一期《亚洲与美国》的美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的文章，文中列举了组成他一生的“一大堆不协调”：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其实，卢作孚的一生又是最“协调”的。卢国维说：“父亲一生事业和著述，用一句话可以总括——培养建设的力量，边破坏边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是为了更好的建设。”

早年，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卢作孚和恽代英约定：卢搞建设，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恽搞革命，双方将来要“殊途同归”。

不过，在“革命”浪潮中，建设者卢作孚不知道归向何方。他的孙女卢晓蓉这样解释祖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自杀：“祖父一向看得很远，虽然刚解放，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几十年，他的建设的力量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他又能奈何呢？”

遗嘱中，卢作孚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退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毕生建设的两项事业是，民生轮船公司和重庆北碚地区。

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宜昌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运筹帷幄，调动以民生公司轮船为主的所有运力，赶在长江枯水期之前，在40天内将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10万吨兵工器材和战略物资，以及数万人员，抢运到四川，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命脉。

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卢作孚不止一次说，他“真正的兴趣不在民生公司，而在北碚”。“我之喜欢北碚，胜于自己所主办的事业”。在卢晓蓉看来，无论民生，还是北碚，其实都是祖父“建设”的“样板”。

卢作孚一生投入大量精力在北碚进行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造实验。著名的华西大学创办者约瑟夫·毕启博士在参观了这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之后，“夸赞地责备”他的朋友卢作孚：“哎呀！你总是以一种可怕的步伐在前进，不是吗？！”

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另一个毕生的建设者——浮士德，满怀喜悦地喊出“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倒地死去。而卢作孚，在建设的途中，还没有得到他“工作的报酬”，累了，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