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原序一一位作者又是一个研究者，探索他一己的内心和灵魂。他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有时，他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有时则毫无所知。

如今我知道，给予我勇气来写这部书的最重要的影响，来自1956年我回国，以及以后几年和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大姐见面时的谈话。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一些如此宝贵、如此有价值的启示，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新中国的远景，这种远景使我理解中国伟大的意义所在。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我的创作力，于是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革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我在写这几部书时，也显示了我一己的斗争、怀疑以及对中国的热爱。

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以感谢之忱和崇高的敬礼。

我对英雄的、坚韧的、高贵的中国人民表示感激和挚爱。他们的历史是光荣的，他们的未来目标充满了希望和保证。我经常以自己至少是半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我还要向国内的许多朋友致谢。若干年来他们一直在帮助我完成写作。我感谢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还有我的朋友冯亦代，是他第一个“发掘”了我的这几部作品，而且推动把这些原来用英文写的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向几位辛勤劳动的译者致意。他们的工作和我的写作，是同样重要的。

在写作原书时，我有意改换了若干人物的姓名，为的是要保护这些人物，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麻烦。但无论如何，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作者“杜撰”的。所有的人物都实有其人。

我切盼国内读者给我宝贵的意见。

韩素音1981年11月

（注： 此篇为韩素音为三联书店1981年版《韩素音自传》所作序言。）原序二

1991年西哲有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民族文化的幸存有赖于民族自觉及热爱这一文化的过去，有赖于有意识地确认其不断做出的努力与成就。这些努力与成就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孕育了文化。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至今还如此强劲有力，能够适应其生存于历史长河中的迭次变革，因为它能坚守历史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依恋，有时遭到批评和指责，因为它对新形势的适应过于迟缓；可是从时间递嬗的眼光看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较其他国家（除了日本)，其变化是远为迅速的。

整个人类历史既是重大事件的见证，又造就了我们社会的行动和我们的意识。作为一个欧亚人，介乎两种文化之间，我在数十年生活中比多数人更深切地感受到其相互的交融与促进。这两种文化，对我个人性格的形成显示了巨大的历史性力量。

因此，我写这些书，不但是部自传，仅仅记录我个人的生活轨迹以及形成我性格的具体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关联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各国的情况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想通过个人或许多“个人”，使历史更易于被人接受；或者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个体，我在历史和受其左右的人们之间，发挥了一线相牵的作用。

所以这样的书，写来并不容易。我的目的是要使读者注意到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浮沉于历史的宏伟长河之中，随巨浪时起时伏的人，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又是主体和活跃其间的主要力量。

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原序二（1991年）我的这些书，在某些西方大学里被作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著作，但它们又可被当作消闲的读物。这些书里并不尽是死者、枯骨，或是流转过的生活的痕迹与岁月的积聚，而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和意识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我们的灵魂与决心。

“只有了解过去，才可能把握与塑造未来。”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孤立起来，或者孤绝于其他国家与民族之外。我的这些书，我想是可以供给年轻人知识、趣味与思考的读物，因为这些青年正在探寻他们生活的意义。

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原序二韩素音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