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制度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很普遍，也是封建体制的一部分。在此种体制下，一种虚拟的家族关系把仆役、食客也包括在内，使之成为准亲属。这种关系以尊敬之意和感激之心为纽带，把仆役、食客与家族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是一种以天意为基础的等级制度；而工业社会的等级制度则以金钱为基础。

我还记得在丝绸作坊见到过的学徒： 一些十二岁左右的男、女孩子，曲背弯腰，飞针走线，一天要干十四个钟头。他们在暗粉色、淡蓝色、辣椒红色或黄色的缎面上刺绣，绣出成都著名的绣花床罩。很多孩子到二十五岁前后眼睛就瞎了，只能流落街头，乞讨为生。

学徒期限十二年，头八年没有工资，因为说起来他们是“养子养女”。一天两顿饭，一年一套衣服，两双布鞋，一月剃一次头。八年以后他们每月可得一串铜钱，一年过三次节，可以同吃一顿筵席。他们睡在铺子里，或者同轿夫一起，睡在我家大门里沿墙的一排长凳上，用棉被裹身。十二年后算是学会了手艺，请他们的师傅吃一桌“满师酒”，人身就自由了。

马是个聪明孩子，因此他受过教育。起初是很偶然的机会，那是他送家里的少爷们到私塾上学，沾湿了手指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依样画字。后来给送到广兴行去做工，有一天他把一张薄纸斜卷成了一个捻子，点起来好像一支香一样长久。这种纸捻子比香便宜，也比松树梗沾了硫黄当火柴便宜。于是纸捻子马上就成了烟行的生意，有十二个学徒一天到晚卷纸捻子。每卷十二根，就有一根算是他们自己的，出售后的钱归他们，作为物质奖励。

纸捻子解决了吸烟的人不断寻火的问题。在中国，燃料短缺，又很花钱，人们节俭成性，这也是出于必要。一块炭，一两油，在19世纪的中国日趋贫困的情况下，都是要计算一下的。甚至像我家那样有钱的人家，花钱也是很节俭的，除非是逢到喜庆吉日，铺张排场在四川总是被视为不好的事。因此纸捻子在全省畅销。一张草纸可以做七根捻子，卖一个铜板，在1890年代这是一元银洋的千分之一。

马成年后就在广兴行管账，他能心算。他一直没有结婚，把一生献给了周家。他死后，周家宗祠的一侧供了他的一个小牌位，使他在天之灵也能在旁分享祭奉。周氏家族就这样一步步发达起来： 刚迁过来时做小生意，后来置地，再后来就是雇农民为他们耕田种地，雇马这样的学徒卖烟，又依靠子弟们或从文或从武成为士大夫，从而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爬上了缙绅阶层。

在封建社会里，每个乡村市镇都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因此周家也努力做到自给自足。它有自己的工匠，所有衣服、鞋袜、家用器皿，都是在精明能干的当家太太监督下，由一些穷亲戚为全家制作的。吃的东西多半也是从自己的田里收上来的。

在这种社会中，货币不怎么流通，支付都用实物易货或记账。许多交易都靠无形的朋友交情和血缘关系、行会关系。并不是所有关系都是金钱关系，而是由一种权威和固定的社会秩序所规定的，就在不久以前，这样一种体制还在发挥作用。

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养育了我的家族。这个制度在很多方面跟欧洲的封建制度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中国的政府体系不是由依照血缘关系组成的贵族阶层把持的，而是由非继承性的文官集团操控的。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从理论上讲，品行和学识才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而不是某种神秘的、高贵的血统。这里的奴隶只是零散出现的大户人家买来的女奴，与18、19世纪普遍存在于美国种植园中的奴隶群体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强迫服劳役的农奴现象在这里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虽然这里的农民负担的税收同样极为沉重。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多年，其原因或许有赖于这里发达而复杂的灌溉系统。这一系统维持了乡村经济的稳定；而这一系统被忽略的时候，水旱灾害就会肆虐，进而周期性地导致战乱爆发或王朝衰败。到19世纪，封建制度终于被打破，与西方交手屡尝败绩，割地赔款日甚一日；工业资本长驱直入，摧毁了民族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数百万人的饥荒与这场灾难相伴而生，加剧了统治阶级的腐败与衰朽，从而又加重了士大夫阶层对农民的盘剥。

中国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危机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动荡的过程铸造出了今天的中国。这当中发生的一切都保存在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中，它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周家这样的封建家族，用并非由我们确定的速度把我们每个人抛进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