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烟草需要施大量的肥料。在烟草旺长的4、5月份，每隔五天就要上一次肥。四川的土壤极好，湿润，力足，肥沃，闪着油光，这都是用隔几天从粪坑掏出来的人、猪粪便喂养出来的。虽然革命胜利后建起了化肥厂，但肥料的主要供应源至今仍是人和猪。从19世纪直至1949年，成都城里那些拥有公厕、可以向农民出售大粪的人家都是富室大户。

三叔对跟土地耕种、收获有关的事情历来很关注。我记得他曾就这个问题发了一通宏论：“水、土、肥三者缺一不可。水降自天，土积于地，肥出自人畜排泄之物，由此成就有生之轮回。无秽物便无新生。”

在农业社会，粪便自有其地位，自有其天赋之尊贵。时至今日，我仍对这绿色营养或棕色金子的功德赞赏有加。

除了在店铺销售烟草，广兴行也有小贩到街巷间或村寨中零售烟草。他们往往把摊位摆在公厕对面。当时的一位好事之徒还为此写下一篇谐趣文字： 既通之后，遍体舒泰。水烟竹管擎于手，新焙烟叶售于彼。所取不过小钱数枚，所贻殆为至伟大功。行善积德，无逾此事。厕间秽骚窒其息，通衢清风畅其气。遥望贩夫踽踽，街头鹄立。既诱以烟草之芬芳，复助以燃香之馥郁。不觉手扪腰间索管，始觉囊中烟丝已罄。购烟填管，烟商遂富矣！这个家族之所以对矢溺有兴趣，倒不是因为有逐臭之癖，而是看中其经济价值。

1939年至1942年，我住在成都。这期间成都大大小小的公厕有六百多座。富户的家仆在侵晨时分把用桶盛着的全家人的排泄物卖给收粪人。收粪人再将其转售于农夫。收粪人还组成了行会，会长被称为“粪头儿”，很有地位。后来这个行会变成了一个黑社会组织。穷人则将自己的排泄物径直拿到外面售卖。

在收获的季节，四川的地主坚持要他们雇来收割庄稼的短工们住在田间草棚里，好让他们把粪便排在挖好的粪坑中。这样也就等于部分收回了他们吃过的饭食的价值。因此短工们中间流行这样一句话：“东家要你的汗水、你的呼吸、你的唾沫、你的力气、你的老婆，连你的屎尿也不放过。”“要老婆”的说法并不为过，因为四川有些穷人家穷到极点，常常要靠鬻妻或典妻才能活下去。1949年以后，这种现象已经不见了。

在四川，开春后田间的第一次上肥差不多演变成一种仪式，其意义不亚于皇帝在天坛为把土地从冬天的死寂中唤醒而扶犁犁出的第一道沟。为了这养育田间生命的抛撒，女人们穿上了绣花衣服，姑娘们用乡土色彩浓郁的发带扎住头发，肩挑粪桶，一路欢歌来到地头。

我还记得抗战中在成都的时候，有一天三叔像往常一样出来散步。走到街角一座公厕前，他停下了脚步。公厕是用废弃的竹排搭建的，棕麻覆顶，一道砖砌矮墙既是它的标志，又稍微遮挡了一下内中风光。透过入口，我看到一排石砌蹲坑，坑两边铺以木板。三叔若有所思地告诉我：“这地方一个礼拜能赚一千六百块钱。”那时候当然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但一个礼拜一千六百块钱仍是部队一个上校每月名义薪水的三倍。我那时就嫁了个上校。彼此有竞争关系的富户家的奴仆若是争吵起来，就常常指责对方偷粪。在19世纪，我们家族就有几个人坐享两间公厕之利。但他们从未把这项产业做大。后来公厕全部由大军阀垄断，粪便跟鸦片一样，成了支持军阀战争的重要财源，直到革命胜利。

广兴行另一个收入来源是纸捻子。做纸捻子的技术是一个姓马的学徒带到周家来的，他是一百多年以前一次天灾以后买来的，详细情况，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记录可查。19世纪战争连绵不断，又连续闹水灾、旱灾、饥荒、瘟疫等等，特别是殖民国家给中国带来的战争。贫苦农民四出逃荒，卖儿鬻女，甚至出让妻子换口饭吃，找个栖身之所。像我家那样的富室，就买孩子，他们需要丫头和佣人，有时也“收养”男孩当学徒，这都是挑六岁到八岁聪明伶俐身强力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