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安徽参加一个研讨会。会后，与会代表按惯例集体合影。照相地点安排在进饭店大堂的台阶上，好借助台阶的落差安排好六十多位出席者。按惯例，第一排的人坐在椅子上，他们是重量级人物，如此可安排好与会者的社会等级“落差”。照相时，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坐在前面的人遭罪，站在后面的人由于有飘檐的遮挡，没淋什么雨。这是我唯一一次站在最后却获得了心理赢利的经历，尤为难忘。

会议结束乘火车回家。从泰州开往广州的火车到达黄山站的时间是23点44分。如果将人比作一列运行的火车，这个时候应该是该火车到达床榻的时间。幸好我买到了有座的车票。当我找到座位时，上面已坐了人，而且，在座位底下还横躺着一位妇女。我有点抱歉地叫起座位上的那个乘客，对脚下的那位妇女就由她去了。我对面的乘客也买到了有座票，她非要把地板上的妇女赶走不可，这样她好将行李放到座位底下——行李架上早已塞满了大包小包。此时我感到内疚的是，被我们叫起来的人买的票和我们的是同价的，我们偶然得到了一个座位，就获得了一种权利，就能去吆喝别人、驱赶别人，而丝毫不顾及被吆喝、被驱赶的人的权利。也许那个被吆喝、被驱赶的人比自己更优秀、对社会的贡献更大。这和单位上的某些领导对待我们是一样的。我想起了小时候玩过的抢椅子的游戏。在深夜的火车上，我再一次重温了这个游戏的古老隐喻。

到单位上班，自然没有无座之虞。但细心观察一下，办公室的坐椅是按等级来设计的：主要领导坐大班椅，软皮全包，可360度旋转；中层领导坐靠椅，凳面和靠背是软包；员工坐靠椅，全部是三合板贴面。它们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用公费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个世界本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盘坐、跪坐或自己找一个小土包坐着。后来发明了交椅，正好满足了人类社会安排等级的需要：椅子总是不够，人又太多，于是，等级在上的人有坐交椅的优先权。这样的社会进化史在俗语“他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前排就座的还有……”中留下了痕迹。椅子也就附加了坐以外的社会功能，它成了一个符号，像是军衔徽记。因此，在椅子种类丰富而人员相当的局部环境里，就“进化”为用不同的椅子来凸显人的等级。椅子的社会生态也多样化起来：有座与没座、软座与硬座、前座与后座、宽座与窄座，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场合中满足着相同的刻画等级的需求。

从椅子中可以看出各种微妙的社会关系，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椅子是人设计的，是设计者对这个世界抽象理解的形象化，也可能是使用者对世界态度的外露。在一个民主诉求高涨的时代，这样一种思想不可能在人们坐着的椅子上没有体现。在全中国的大排档都能看到的那种白色（也有红色、黄色、蓝色）塑料扶手椅，就是设计大师维诺·潘顿根据众生平等的理念设计的，它因此成了全世界销量最大的椅子，足迹遍及全球。在后工业化社会，“我坐着，我存在”的诗意追求，必然要求设计者对坐椅采取个性化的设计。我曾在朋友家里看到过这样几把白色的椅子，它的靠背是4根放大的向上的火柴，3根的火柴头是红色的，中间有一根的火柴头是黑色的。前面的一条腿是一根向下的火柴，火柴头是红色的。朋友告诉我，这几把椅子是他和厂家协商的结果，其他都一样，他只是要求加上了这5个火柴头。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使用者参与构建椅子的权利能得到落实，关键是使用者会不会主动争取这样一种权利。推而广之，为了实现“诗意的栖居”，用户也应该参与到房子的设计中，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认为，诗意的栖居是政府、房地产商和设计师赠予的。你以为自己是在坐享其成，实际不是，因为你已经从那把设计的椅子上被赶走了，就像我在火车上叫起来的那位可怜的乘客，他一句抱怨都没有……

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椅子的出现使人类得以在半放松状态下显露自我，从而大大丰富了这一状态下的人生。我们说，站的姿态是属于社会的，是政治的、革命的；躺的姿态是属于私人的，是艺术的、享乐的；那么坐的姿态就是这两种人生的中和。我们坐着开展诸多活动：工作、开会、讨论、饮食、游戏、阅读、上网……坐态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人们保持坐姿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在椅子上度过整整一天。时代背景的这种转换，使得我们对人生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寻找一把高贵的椅子，变为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自己创造一把舒适的椅子，否则，就将坐失人生。那根用过的火柴头照亮了这一信念，剩下的4根又会次第照亮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