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哈丽雅特很郁闷地坐在那儿想，为什么只要一提到温西的名字，她就会把自己性格里最让人讨厌的部分都展露出来。他从来没伤害过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她从羞辱的死刑中救出来，并献给她忠贞的感情；并且对于这两点，他从都没有索要过回报，甚至都没有期盼过她的感激。而她所回应的只是一声气愤的怒吼。事实上，哈丽雅特想，我有一种自觉低他一等的复杂心理；不幸的是，我尽管知道，却无法摆脱。如果我和他相遇的时候是站在平等的位置上，那么我肯定会很喜欢他……督学轻敲着桌子。礼堂里安静下来。演讲者站起来了，要给大学献上祝酒词。

她庄严地说着，把学院历史的书卷缓缓展开，为博爱和人性而祈祷，指出和平的学术界因动荡而成了恐慌的世界。“牛津被称做是必败者的家：哪怕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对学术的热爱都已经遗失的话，就让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还能看见，对学术的热爱在这里会找到它永恒的家。”太精彩了，哈丽雅特想，但这不是战争。然后，她的思绪在演讲者的句子里飘进飘出，她觉得这简直堪比圣战；就算是这群喋喋不休、显得有些荒唐的女人，她们也熔化成一个整体，和在座的彼此，和所有的把正直诚实的精神看得比物质更重要的男男女女——在人类灵魂的中心抵御外敌的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他们个人的相异之处都被忘却。不管一个人的感情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束缚，对自己的理想和责任忠贞，才是得到精神平静的途径。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这么伟大的一个城市里，享受着平等的权利，又怎么可能感觉到束缚呢？一位出色的教授站起来回应督学的演讲，她的演说方式不同，却展示了同样的精神。那些话一经说出，就在每个演讲者的嘴唇上和每个倾听者的耳朵边震动。督学对学年的回顾并不是最重要的：会议、学位、研究——这些都是原则内部的细节，没有它们，一个集体就无法运作。在这样一个学宴之夜的魔力下，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座善美城市里的市民。那可能是座古老的城市，城市里到处都是不便利的建筑和狭窄的街道，路人为了抢道而荒唐地争吵；但它的根基却坐落在圣山上，它的塔尖接触着天堂。

哈丽雅特带着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激昂情绪，离开了礼堂，院长托人邀请她去喝杯咖啡。

遵照医嘱，玛丽·斯托克斯需要躺在床上休息，所以不能去。于是，哈丽雅特欣然接受了邀请。她去了新四方院，敲了马丁小姐的门。进去后她发现已经有一些人聚在院长的起居室里了，有贝蒂·阿姆斯特朗、菲比·图克尔、德·范恩小姐、财务主任斯蒂文小姐、一位名叫巴顿的学者，还有几位比她高几年级的往届学生。院长正在给大家倒咖啡，兴高采烈地招呼她。

“进来吧！这咖啡可真不怎么样。斯蒂文，我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吗？”

“有啊，如果你能启动一个咖啡资金，”财务主任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要为两百个人准备真正的上等咖啡，这项开支会有多大。”

“我知道，”院长说，“我们会穷得卑躬屈膝。我想我最好跟弗莱基特小姐提一下这事。你记得弗莱基特小姐吧，那个古怪的有钱人。她跟你是一个年级的，弗特斯克小姐。她来找我，总想给学院送一缸热带鱼做礼物。还说，她觉得这会给科学讲堂带来生机。”

“如果这能给某个讲堂带来生机的话，”弗特斯克小姐说，“也许会是件好事。记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希尔亚德小姐的宪法发展讲座很无聊。”

“哦，我的天！宪法发展！我的天，是的——现在还有这门课呢。每年开始的时候她都有三十个左右的学生，最后只剩下两三个认真的黑人，一本正经地把每一句话都记在笔记本上。讲座跟以前完全一样，我觉得连鱼都帮不了他们。我说：‘你真是好心，弗莱基特小姐，但我觉得它们在这里不会生活得好。我们得把它们放在特殊的制热系统里，是不是？对于园丁们来说，这也是额外的工作。’她看起来非常失望，可怜的人；所以我说，她最好去和财务主任商议一下。”

“好的，”斯蒂文小姐说，“我会去和弗莱基特商量的，建议她来捐赠咖啡资金。”

“这比热带鱼要有帮助得多，”院长赞同地说，“恐怕我们真的培养了不少怪人。我觉得弗莱基特小姐对肝吸虫的生活周期很有研究。有人想要利口甜酒加咖啡吗？来吧，范内小姐。酒精会让你舌头变松，我们很想听听你最近的侦探故事呢。”

哈丽雅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她正在写的小说的情节。

“请原谅我说话这么直接，范内小姐，”巴顿小姐说，很诚挚地凑上前来，“但在你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之后，会不会在意把那种书继续写下去？”

院长被这个唐突的问题惊得愣住了。

“这个，”哈丽雅特说，“有一点要注意，在变得有钱之前，作家们不能挑挑拣拣。如果你因为某一类的书出名了，然后又换着写其他类型的书，销售量就会下跌，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她停顿了一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任何一个有正常感觉的人，都会宁愿擦地板来谋生。我擦地板擦得很糟糕，但我写侦探小说写得还不错。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正常感觉应该阻止我去做正常的工作。”

“说得很对。”德·范恩小姐说。

“但毫无疑问的，”巴顿小姐坚持说，“你肯定会觉得，犯罪以及无辜的嫌疑，这些事应该受到严肃对待，而不应该被人当做智力游戏。”

“我在真实生活里的确很严肃地对待它们。每个人都需要。但你会认为，如果某个人在感情方面有过很糟糕的经历，他就因此永远不应该写胡编乱造的客厅喜剧了吗？”

“但这难道是一回事吗？”巴顿小姐说，皱着眉头，“对于爱情来说，有较轻松的一面；而对谋杀案来说，却没有。”

“在大众的眼里，也许没有轻松的一面；但在侦探过程中，的确有纯粹的智力成分。”

“你曾在真实生活里侦查过一个案子，是吧？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非常有趣。”

“对你而言，你喜欢把一个男人送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还有绞刑架吗？”

“巴顿小姐，我想，问范内小姐这个不太合适，”院长说，她有些歉意地冲着哈丽雅特加了一句，“她对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犯罪很有兴趣，而且非常渴望刑事处罚的方式能有所改变。”

“是的，”巴顿小姐说，“在我看来，大家对这整件事的态度是粗野和残酷的。我走访监狱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杀人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有伤害性，贫穷、笨拙，都是心理上的问题害了他们。”

“如果你能遇到受害人的话，”哈丽雅特说，“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受害人往往比杀人犯更加笨拙，更加没有伤害性。但他们不会公开露面。甚至连法官也不需要去看尸体，除非他们愿意。但我在威尔福康姆的案子里见过尸体——是我找到的，那比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东西都还要可怕。”

“这我完全相信，”院长说，“报纸上的描述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而且，”哈丽雅特继续对巴顿小姐说，“你没有看到杀人犯正在杀人的样子。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到、关起来了，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威尔福康姆的那个杀人犯就是个狡诈、贪婪的冷血动物，如果不把他抓起来的话，他肯定还会继续干下去。”

“这点没有必要争辩，一定要阻止他们，”菲比说，“不管法律会如何处置他们。”

“是这样的，”斯蒂文小姐说，“但为了玩智力游戏而去抓凶手，是不是也有一点冷血？这对警察来说没什么——这是他们的责任。”

“在法律上，”哈丽雅特说，“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尽管大部分人并不知道。”

“这个温西，”巴顿小姐说，“他似乎把抓凶手当成爱好了——他把这件事看做是责任还是智力游戏呢？”

“我不清楚，”哈丽雅特说，“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爱好帮了我大忙。在我的案子里，警察搞错了——我不责怪他们，但他们的确错了——所以我很庆幸案子没有了结在他们手上。”

“你这番话真是完美又高尚的说辞，”院长说，“如果任何人指控我干了我根本没干的事，我肯定会骂骂咧咧到嘴巴起泡。”

“但我的工作就是权衡证据，”哈丽雅特说，“我会本能地看到警察的逻辑。你要知道，这只是a+b的事。只是那案子里碰巧有一个未知因素。”

“就像物理学里出现的新概念，”院长说，“普朗克常数①，他们是这样叫的吧？”

“是的，”德·范恩小姐说，“不管产生什么结果，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它，最重要的是抓住事实。”

“是这样，”哈丽雅特说，“就是这点。事实是，我没有干那件谋杀案，所以我感觉无所谓。如果我真的干了，我可能会觉得我那么做是正当的，并为警察那样对待我而愤怒。就算这样，我还是觉得对一个人施以痛苦的极刑，是不可原谅的。我卷进去的那个麻烦，完全是个偶然，就像从屋顶上掉下来一样。”

“我真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引出这个话题的，”巴顿小姐说，“没想到你能如此坦白地讨论。”

“我现在不介意了。如果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会是不同的心境。但威尔福康姆那件糟糕的案子给这件事带来了新发现——让它又出现了新的一面。”

“告诉我，”院长说，“温西勋爵——他是什么样的？”

“你是说，看上去？还是说一起工作的时候？”

“呵，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他的长相——英俊并且很伦敦化。我是说，一起交谈的时候。”

“很迷人。如果他开口，会说很多关于自己的事。”

“当你觉得沮丧的时候，他会给你带来一点快乐和光明？”

“我在一次狗展上遇到过他，”阿姆斯特朗小姐突然插进来，“他的表情可真像是镇上的那些蠢人。”

“他要么是无聊到了极点，要么就是在侦查什么案子，”哈丽雅特笑了，“我知道他那种肤浅的表情，这大部分都是他的伪装——但也不能肯定。”

①普朗克常数（Planck's constant）是一个物理常数，用来描述量子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