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到月亮下山！

大学毕业后，“内乱煽动罪”的前科就像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抓住我不放。我不但行动不自由，而且也找不到工作。

我一连去了好几家公司应聘，每到第二次笔试或面试，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天，偶然在一张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一则广告—“招聘出国工作人员”。我像触电般地被“出国”两个字吸引住了。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公费留学生和政府管理人员才有机会到国外去。在60年代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中，出国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选择。

我仔细地阅读那则招聘广告，原来是一家名叫“现代建设”的公司在为其泰国工地招聘现场工作人员。

1965年5月，我向当时还只是中小规模的现代建设递交了求职书。第一轮笔试感觉还不错。忐忑不安地等了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人事部长邀请面谈”的电报。如果笔试合格，只要通知我面试的时间和地点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和人事部长面谈？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现代建设的人事部长拿起我的档案，面露难色地说：

“你的笔试成绩很好……不过有学生运动的前科啊……现在上头还不知道，可我们得马上报告。你能想想什么办法吗？”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

思来想去，我决定来个正面对决。回到家我就写了封信，收信人是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我在信上如实写下自己的“前科”，阐述了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与爱国热情，然后强烈批评当局阻止个人走向社会的做法。

几天后，青瓦台负责民政事务的李洛善先生联系了我：

“对挑战国家体制的人进行惩罚，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另外也是要给那些企图搞学生运动的人敲个警钟，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过一会儿，他又试探性地问我：

“你有没有想过在国营企业工作，或者出国留学？我愿意帮你努把力。”

我断然回绝说，没有此类念头。离开前我扔给他一句话：“如果国家阻挡了一个人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国家将永远亏欠于他。”

这句话，其实我说过就忘了。很多年之后，在我担任现代建设公司社长的时候，我又见到了那位时任国税厅厅长的李先生。他对我说：“当时你说的那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所以后来我又重新召开高层会议，决定以只干工作为条件，同意你进入现代公司。”

现在回想起来，那句话实在唐突，但我从心底里感激认真对待那句话的李先生。

几经周折，我终于在1965年6月参加了面试。那次的面试官共有6名，包括郑周永社长、李春林常务、权奇泰理事等。郑社长穿着印有“现代建设”的工作服坐在中央。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郑社长把目光从我的履历书移到我脸上。

“你认为，建设是什么？”

“我认为是创造！”

“怎么说？”

“因为它是从无创造出了有。”

“你还挺会说话。”

郑社长微微一笑，但随后，他对身旁的人说了一句令我瞠目结舌的话：

“最近油嘴滑舌的人挺多啊！”

接下来他们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可以看出那些面试官对我的学生运动“前科”有所了解，但却只字不提。

等待面试结果的那几天，我简直如坐针毡。一个星期后，终于收到“请于7月1日开始上班”的录取通知书。

我被安排在总部工程管理部，在那里工作了3个月。进公司后不久，我就发现企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官僚化现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过了下班时间，职员们还得看上司的脸色，继续忍耐着坐在椅子上。这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我实在觉得忍无可忍。于是，我对职员们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了一些对于官僚化组织的意见，职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要求改善这一状况。最后，我将调查结果向上级做了报告。作为一个“身份敏感”的新职员，我不怕引火上身，我更看重的是企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