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工地的指挥部比首尔的公司总部还要庞大。我是现场最基层的出纳人员，上面有经理科长，再上面有管理部长。整个工程于1966年1月7日正式动工，但进展得很不顺利。当时在韩国，连“高速公路”这个词都比较陌生，建设装备、技术人员都是捉襟见肘。美国人看到我们从国内运来的旧设备后直摇头：“你们要是能在5年内完成这个项目，我们把姓都改了。”

为了节省劳务费，我们用了很多泰国工人，但由于语言不通和管理不善，摩擦、冲突时有发生。第一年投入了工程预算的70%，但工程进度只完成了30%。颜面尽失还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公司面临存亡危机。

工地内部矛盾达到白热化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账簿，当时屋里还有公司雇用的两个泰国经理人员。

突然，外面一阵嘈杂，我身旁的泰国经理往窗外一看，急忙对我说：

“李先生，快跑吧！”

原来是从韩国来的工人在闹事。他们挥舞着军用短刀，把现场搞得一片狼藉。干部们闻风而逃，现场只剩下我一个不是暴徒的韩国人，泰国人留下的居然更多。

那些暴徒好像把我的办公室当成了最终目标，一阵大吼大叫地冲了过来。两位泰国经理只好躲开，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嘭”地一声，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我一看，大约有15个人，手持刀棍，喘着粗气。突然，其中一个人猛地把短刀扎在我办公桌上。

“趁老子心情好，乖乖地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

“不交！”

“你想死啊？”

看那架势，好像要用刀刺我的脸，我后退几步，把身体紧靠在墙上。

“不肯交钥匙？看你能撑多久！”

短刀刺向我脖子左边，我下意识地把头往右边一转，眼前一片漆黑。接着，刀又刺向右边，我赶紧把头转向左边。

一脚伸进了鬼门关，我突然想，把钥匙给他们算了。其实保险柜里只有一点零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交出钥匙也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最终，我还是没有把钥匙交给他们。这不是出于什么使命感，只是因为我不愿屈服的本能!

“不交钥匙也行，帮我们把保险柜打开就行！”

他们看短刀的威胁不起作用，就指着保险柜让我打开。我朝保险柜挪了两三步，然后猛地把保险柜抱在胸口。

“兄弟们，揍他！”

一阵拳打脚踢……

我感觉浑身冒火似地疼痛，但还是死死地抱住保险柜。

这时，耳畔传来警车的鸣叫声，暴徒们见势不妙，一哄而散。和警察一起冲进来的职员们看到抱着保险柜几近昏迷的我，立刻明白了事态，良久沉默不语。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首尔总部。

“李明博不惜生命保住了公司保险柜。”

……

“泰国工地保险柜事件”成了我在“现代”扎根的契机。

推土机

现代建设在越南承接的新工程弥补了在泰国的亏损，从而打下了重振旗鼓的基石；在国内，也通过京釜高速公路的建设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京釜高速公路工程被誉为“檀君以来最伟大的历史”。这一战略计划实际上是朴正熙总统“打通国家大动脉，经济才能搞活”的信念，和郑周永社长“我们当然可以”的豪言壮语一拍即合的产物。

1968年3月，当我完成泰国高速公路工程回到国内后，郑社长决定把我派往西冰库，担任现代建设重型机械事务所的管理科长。

我一下子如坠冰窟。重机所很少有正规大学出身的职员加入，只有临时工和刚从工地回来、尚无去处的人才会被安排到那里。按说，我在国外工作了3年，虽然进行的是亏损工程的收尾工作，但毕竟还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后理应进入总部管理部或经理部，哪曾想到会被派到那么一个不得人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