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突发事件之前，为了协商有关出口俄罗斯问题，我们曾经申请拜见俄罗斯共和国总理。现在，俄罗斯方面答应会面，并将时间定在我们与总统约见时间的前一天下午2点。

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我和郑会长，还有“现代”莫斯科分公司的负责人一起去拜见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理。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就“现代”向俄罗斯共和国提供消费品、俄方用原材料偿还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协议书。两国的电视台拍下了这一镜头。

问题就出在那份协议书上。

协议书内容中包括的原材料有石油、天然气、黄金等主要的地下资源，而这些是属于苏联政府直接管辖的。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第二天早上，佩特罗科夫紧急召见我。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们违反了我们国家的规定。会见总统一事取消！而且今后，我们也不会再支持你们的活动了。”

真是晴天霹雳！我赶紧解释：

“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要说错误的话，也应该是明知如此、还和我们签订协议的俄罗斯共和国犯了错。不见总统可以，但今后不支持我们活动的说法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已经决定了。你请回吧。”

在得知会见总统的活动被取消时，郑会长非常失望，回宾馆后就把房门锁住了。

当时，苏联联邦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之间的裂痕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我们无法预知事态的发展，也找不到切实的解决方法，结果身不由己地卷入戈叶斗争，成了牺牲品。

难道我们艰难开拓出来的北方之路就这样被封锁了吗？

还有没有说服佩特罗科夫的办法？

我几次请求面见佩特罗科夫，都被冷冷地打了回来。

最后一次，我让人传话进去：

“我们就要回去了，最后想说上几句话。”

下午5点，佩特罗科夫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

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开始申诉：

“从结果看，我们确实违反了联邦政府的政策，但‘现代’绝对不是故意为之。您作为实际执行‘新思维改革’的负责人，为苏联、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这段时间您为撮合我们的投资意向和苏联的经济发展相结合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您却因为我们不懂苏联的国内规定，就把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全部否定了。这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看到佩特罗科夫在认真倾听，我又接着说：

“我非常真诚地向您呼吁，不能拜见戈尔巴乔夫总统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但是对苏联来说，这也将是一大损失。我们为什么要让双方都承受这种损失呢？”

佩特罗科夫没有说话。

他想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办公室，让我们在那里等着。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佩特罗科夫回来了。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有一个提议：你们以这个内容和塔斯社开个记者招待会。”

他所指的“这个内容”是指：“现代”因不了解苏联政府的规定而签订了错误的协议，所以要撤销此协议。

佩特罗科夫说，等这一内容对外报道之后，他们再重新决定相关事务。我们被推进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旋涡，但我们无法知道今后谁将得势，我们不能草率地倾向哪一边。

我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记者由佩特罗科夫指派。我们重新约定第二天下午5点拜见戈尔巴乔夫总统，作为前提条件，记者招待会的有关文本必须在那之前登上报纸。

第二天一早，塔斯社的记者来了。我介绍了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但我修改了佩特罗科夫交给我的文本中的几个地方。我必须同时考虑联邦政府和俄罗斯共和国两方面，因此加了几句如“我们不是撤销这个协议”、“只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效力很难得到保证才出面澄清”之类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