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休息时，我向未出席这次会谈的郑会长汇报了情况。郑会长听了有些灰心：

“我们回去吧。如果谈不成，你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去了。或者，你留下来负责继续协商，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国内很多企业都希望有个好结果呢。”

我知道，郑会长在内心里还是想极力促成这次协商的。

但是在谈判桌上，当我表明“谈不成就回去”的态度时，苏联方面的反应是“想回就回”。第一次协商就这样失败了。

虽然协商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我还是和苏联工商会的首席副会长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聊了很久。要想和苏联人打交道，最好能喝伏特加，这一点千真万确。如果哪个外国人很会喝伏特加，苏联人就会把他看做老朋友。那天晚上，我们借着淳厚的伏特加，感受到了彼此的内心。

到深夜，我又提到了协商问题。

“如果您很难作决定的话，何不让我们郑会长和你们的工商会会长见个面呢？你说会长不在莫斯科，我想，未必如此吧？”

接着，我又强调了这些协商的意义：

“我们郑会长是韩国经济界的元老级人物，担任过10年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现在还是名誉会长。我本人担任韩国工商会副会长也有13年了。所以，如果和我们达成合作意向，将对韩国企业与苏联的经济合作产生重大影响。即使两国没有建交，通过工商会这样的民间窗口也是有可能促成经济合作的。”

我还列举了韩国企业进军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成功例子，强调我们会对苏联经济开发提供很大帮助。

“我们是以纯粹的民间组织的身份来这里协商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请把我的话转告给你们的政府最高层，他们会明白我们的诚意的。”

“明白了。明天再协商一次吧。”

第二天上午，协商继续。到下午，苏联工商会方面传来了好消息：

“我们愿意签署协议。举行签字仪式吧。”

1989年1月11日，韩国和苏联交往历史上的第一份正式文件诞生了。

虽然没有就具体项目达成合作协议，但是，近50年的冰封终于被我们凿开了一个小口子，这已足以让我们欣慰。

从那以后，到1991年，我们对苏联进行了多次访问。在这短短两年间，“现代”在苏联的所有项目计划都是靠我们的两条腿跑出来的。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从纳霍德卡到雅库特，哪里有投资潜力，哪里就有我们的足迹。

我们的成果也十分可观，先后促成了列宁格勒铝提炼厂、沿海州林山合资公司、石油化学制品合资公司、奥尔加港纸浆公司、耶尔金斯科煤矿开发及铁路建设、雅库特天然气开发等项目。

其中我最关心的就是雅库特共和国的天然气开发项目。

走进克里姆林宫

1991年，我第七次访问苏联。一到莫斯科就接到消息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佩特罗科夫紧急召见我，而且要我一个人前往。

我急忙赶到克里姆林宫的佩特罗科夫办公室。他一见我，就问：

“你们想不想见戈尔巴乔夫总统？”

“当然想！拜见总统是我们的一大心愿。关于我们在苏联的计划，我们也想听听总统的想法。”

他既然试探我们的意思，之前戈尔巴乔夫总统一定就此事与他交流过。

“你们先拟一份拜见总统的名单，但是一定要保密。”

离开克里姆林宫后，我把这件事报告给郑会长。郑会长兴奋地说：

“我们先准备一下见到总统后要说的话。把KBS驻莫斯科记者团也叫上吧。你去交涉一下，看能不能带上记者。”

第二天早上，佩特罗科夫又让我单独去见他。

“明天下午5点到克里姆林宫与总统会面。最终名单是郑周永、李明博，以及韩方翻译一名。请事先告诉我翻译的名字。”

事情到这里还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但接下来就开始了诸多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