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然大波

1991年夏天，关于郑周永会长参政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他执意要动员自己的人脉，组织一个名为“国民精神运动本部”的非政治团体。

有一天，他对我说，想把我的名字列入发起人名单。我欣然同意了，还推荐金寿焕枢机主教、韩景职牧师等人加入，当时我根本没有多想郑会长的真正用意是什么。

没想到第二天，郑会长突然对我说：

“要报效国家就得直接干，光搞个‘国民精神运动本部’恐怕不行。”

最终，“国民精神运动本部”流产了。

我不能理解“直接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连“国民精神运动本部”和秘书室的人也都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当然，外部也有很多人对此事表示关注。很明显，郑会长的活动与企业无关，而与政治相关。但那究竟是支持某个政界人士，还是政党的初级阶段，抑或是要直接挑战政权，在当时谁也摸不着头脑。

一直到12月，我们才知道郑会长在组织一个政党，也听说政府和国家安全企划部对此密切关注。就在这时，郑会长把我叫去说：

“我已经通告政府了。”

新政党已经成立，事态已经无法挽回。我该何去何从？

郑会长让我当场作决定。

当时，如同郑会长进入政界的传言一样，我将就任第14届国会议员的说法也传开了。郑会长也曾表示过对我的支持。虽然我已猜到他的态度变化一定与他的政治活动有关，但当这些问题和我对个人未来的设想发生冲突时，抉择变得如此困难。

“李会长，你是要做无党派人士，还是和我合作，快作决定吧！”

“我没想到会长会以这种方式参政。这样一来，情况会变得很复杂。我本人不想参政，我也没有必要参政。会长创立新党作为反对党，如果我也参加，下面的社长、部长也都出马的话，我们社会的政治风气和现代集团的形象会变成怎样？我们集团内生产国民生活日用消费品的企业很少，母公司现代建设主要依靠海外工程和政府订单，如果贸然介入政治，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郑会长既已表明参政立场，我这个下属紧随其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听到我的反对意见，郑会长非常不快。

“你瞎操什么心？就算倒闭，也是我的公司倒闭，我说可以就可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会长，这个公司在法律上是您的公司，但是和其他每一个‘现代’成员一样，在精神上我也把自己看做公司的主人。从我第一天进公司，我就没把‘现代’当做别人的公司，而是当做我自己的公司，寄予一生的希望才走到今天。我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跟会长说刚才的话的。”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心底感到一阵空虚。我隐隐感觉到，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其实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郑会长与卢泰愚政权的经济政策主管的关系十分恶劣，因此对卢泰愚总统也有诸多不满。我想，他是不是出于逆反心理才有参政的想法？

卢氏政权末期，当局要求现代集团交付1600亿韩元追缴税金。这不仅给企业经营增加了负担，也使郑会长感到脸上无光。他认为，与其交这不明不白的1600亿税金，还不如用这些钱去搞政治，也许那样会更有效果。我原以为他只是想援助某些政界人士或政党，没想到他突然说要“直接干”，这让我一时难以接受。

我决定劝阻他。

“在候选人中，会长您不是一直说金泳三不错么？如果金泳三当选，就会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文职政府。再说金泳三为人正派，不会像那些军事政权一样对企业横加干涉。所以，会长您如果支持金泳三，不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吗？”

以前，郑会长一提到金泳三就会说“他是个好人”，以表示对他的好感。但那天，郑会长对我的“金泳三后援论”没什么反应。我继续劝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