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是因为反感卢泰愚政权而参政，还不如积极支持金泳三。如果金泳三当选，会长您作为工商界元老就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几位元老了。到时候，您作为对国家经济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的代表，以自己的权威提出建议，影响力会很大，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也会更多。”

郑会长断然否定了我的建议。

“这些没用的话就别说了。我要直接参政。”

几天后我又和他见了一次面，并继续试图说服他：

“会长，您是企业家，如果您执意要创建新党，现代集团以后会遇到麻烦。‘现代’占韩国经济的比重不小，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很大。会长的行为日后会受到怎样的评价与‘现代’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密切相关。如果您一定要建立新党，那就支持那些有潜力的非党人士吧。如果他们被选上，您就可以把他们的力量汇聚起来，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再建党也不迟啊。”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按郑会长的性格，他是不会等到国会议员选举结束的。

郑会长坚定地说：

“那是消极的做法，我要用积极的方法应对。”

第二天，我第三次劝阻：

“会长，您既然要建立新党，我建议您招募一些从未参加过政治的年轻人，那样的话我会积极协助您的。即使暂时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日后也一定会得到国民的支持，这是值得尝试的。再说，如果用企业的钱培养政治新人，日后不仅可以压倒现有的政治势力，还可以自然形成与现有政党的区别。即使新的政党不能马上确立自己的政治哲学、路线和方向，我相信因其新鲜感，也足以获得国民的支持。”

郑会长简单地抛出一句：

“不行！得先看看其他党的候选人，在没有得到提名的人中间挑几个有希望的推出去，肯定有人能选上。”

当时我们的对话就是这样，我长篇大论一番，郑会长只是扔下一句反对的话。我能感觉到他的不满——“你要从政，还得跟着我，哪来那么多废话？”

仿佛一列隆隆开动的火车，我已无力让它掉转方向。

西归浦海边的决定

多次劝阻未果，作决定的日子却一天天临近了。

当时“现代”正在1600亿税金的巨大压力下苦苦挣扎，我每天忙着四处奔走。在这个时候，郑会长对我下达了“最后通牒”：12月底必须作出决定。他的意思是无论如何要我跟着他一起离开“现代”。

我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其实，在郑会长决定参政之前，我已经有了开创新事业的想法。从几年前开始，“现代”就为领导层准备好了“第二梯队”，大部分经营者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也意识到，是到了自己离开“现代”的时候了。

在开拓北方市场的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政治的重要性，也曾想过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谁知，我的新想法和郑会长的参政事件撞在了一起，这使我左右为难。

最让我苦恼的是，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带有封建意识的观念——凡事都得盲目跟从企业主。对此我一直不能苟同。我认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应当比企业主更具主人意识，而且首先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良心的主人”，以此才能成为“事业的主人”。如果企业主在企业内提出“三峡河坝工程让我们来做做看”，或者“用民间资本开发韩日海峡隧道”，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不管指令有多么不切实际，只要企业主不动摇，我就会全力以赴，这是企业经营者应有的姿态，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现代公司这些年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第13届国会议员选举时，也曾有过参加国会议员竞选的说法，我自己也同意过这件事，但那时恰逢“现代”卷入复杂的劳务纠纷。一天早上，郑会长对我说：

“李会长，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次请求。请留在蔚山，解决一下公司和职员间的纠纷问题。”就在那次，我被任命为劳务纠纷的源头——现代发动机工业公司的会长。公司处于危机，我只好把个人计划暂搁一边，全力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