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治和企业是两码事，这不单纯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政治需要哲学，需要有历史眼光，需要有对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明确方向。如果没有政治哲学与目标，单纯出于道义去参政，无论对我、对郑会长，乃至整个社会都没有益处。

如果郑周永不是作为韩国最大的财阀，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出参政宣言，我的反应会怎样呢?年轻时代的郑周永富有促进力、判断力和开拓精神，为人谦虚、简朴，我对他十分崇敬。但是，1979年三星集团的《中央日报》与现代集团之间的“极端对立”令我至今难忘。被财阀控制的媒体对其他企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今，“现代”如果插手政治而获得权力，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不能和郑会长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年末，我带着烦恼，和家人一起到济州岛度假。

这是我成家以来，第一次和妻儿一起外出旅行。妻子和四个孩子都很有兴致，而我却怎么也融入不了这温馨的氛围。

明天，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而我却在人生最大的一个十字路口怅然徘徊。再过一天我就50岁了，正是“知天命”的年纪。我望着西归浦的大海陷入了沉思。

我在“现代”工作了27年。20多岁当理事，30多岁当社长，40多岁当会长，人们称我为“工薪族的神话”。在旁观者看来，此类“神话”不过谈资一种；而对于身处其中的我来说，突破层层危机、重重挑战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在“拦路虎”出现的时候，我总是毅然迎上前去，而不是退缩，或许这就是人们把我称作“工薪族的神话”的原因。

冬天，南边的大海总是那么宽广，水平线一眼望不到边。大海的无限宽广似乎预示着无限的未来……

第二天，1992年1月1日的清晨，我又独自漫步在海边。

23年的艰难成长，27年的奋力拼搏，50年仿佛一晃而过。在“现代”，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拼命工作，工作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从赤道密林到热带沙漠，再到万里冰封的西伯利亚，我几乎走遍了世界。“现代”从一个无名中小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直至跨国企业，我一直位居其核心；我们国家从人均GDP100美元增长到8000美元，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公司与国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时，我能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这已经让我感激不尽……

不知什么时候，妻子从后面追了上来，她了解我的苦恼。

我突然想起1977年接到社长任命时的情景。当时，35岁的我正为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这一任命、是否有能力做好社长而苦恼。那时，我和妻子第一次回到了故乡。望着迎日湾碧蓝的大海，我振作起了精神：“不能逃避命运，不能成为无所作为的社长！”

15年后的今天，我如实难堪地对妻子说了“我50岁新年的问候”。我告诉她，我需要好好想想自己和“现代”的关系，在离开西归浦之前必须作出抉择。妻子轻声对我说：“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吧。我们相信你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会跟随你。”

我离开了西归浦晨雾中的大海。

我相信，没有我，“现代”依然会走得很好。

新的航程

“离开‘现代’后为什么去了执政党？”

以前经常有人这样问我。这个问题恐怕三言两语难以说清。

1992年1月在西归浦作出离开“现代”的决定时，我原本打算花一两年时间去国外学习。从70年代后期开始，每次出国我都强烈感受到，在一些国家，政治的概念不再是单纯的统治，而是在向“国家经营”转变。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尤为突出。实行地方自治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也是如此。早在20年前，一些国家就已经将地方分权的经营意识付诸实践了。

统治与经营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在统治的概念下，掌握权力者以国家主人自居，公仆之说不过是一句口号。在统治政治之下，统治者总是高踞国民之上。但是，导入经营概念的政治则有所不同，“经营者”会有意识地为国家或自治地区谋利益，并将利益回馈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