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领官银”制度的建立，包括那笔四万两预领官银，的确是拜了和硕和亲王的金面，才如愿以偿的。乐礼在官场和商海之中游刃有余、应对自如的本领以及他对同仁堂的贡献更不应低估。但是，能得到这样优惠的条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同仁堂诚实守信，质量上乘。雍正皇帝自幼就服用同仁堂的药，对它们的效力有着深刻印象。否则，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皇亲国戚，谁也不敢把诚信不足、质量不保的药商推荐给皇帝。

可是亲王的面子只能管一时，不能管一世，更不能管万世。自那以后，世事多变，同仁堂“供奉御药”又历经曲折。

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同仁堂铺东乐礼恳请每年预领官银三千两，并增加三分之一药价。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七月，乐礼又向管理御药房的内务府提出借药银五千两，其实是想借此告诉朝廷，同仁堂垫付的资金太多，已经无力承担了。为此，乐礼费尽了口舌，绞尽了脑汁。经过上上下下的打点，目的总算达到了，有史料记载同仁堂“恳借银两，以助购药，蒙获恩准”。可是皇帝在奏折上亲批的条款，却让乐礼汗透脊背，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经此次调剂后，每遇传用药味如稍迟延，或药味不佳，定行回堂将该药商拿究治罪，不稍宽贷。”

这哪里是把同仁堂当作为宫廷供药的药商，简直是当成了“钦点要犯”。

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同仁堂的经营因为遇到天灾人祸，出现了困难，万不得已，铺东乐平泉和药商张大镛只好上书，“恳请预领官银，量为调剂”，御药房的官员们板着脸回答“碍难准行”。乐平泉和张大镛知道这些官员行事的规则，凡事只要求到他们，不论能办不能办，好办不好办，一律先板着脸摇头说不，然后就是看求他们办事的人懂不懂“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了，如果求他们办事的人出手大方，就没有他们不办的事。果然，经过疏通后，这些官员又层层审阅，反复核实，并“详加访查”后，总算认定“该药行近年资金不足垫交”，“若不量为调剂，恐滋贻误”。为了确保皇家用药，更为了他们自己的顶戴花翎，还有不便说的私囊，这才上奏皇帝，建议允许同仁堂先向广储司“暂领银一千两”，每季结算领银时扣还五百两，两季扣清。

同仁堂的经营者得知皇帝“恩准”了这一奏章后，着实高兴了一阵。那些时候，同仁堂的日子确实也好过了不少。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到了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因为行情变化，“都城内外，同行公议，又涨药价”。同时供奉御药又回归为“先交药，后领银”，必须每三个月交药一次，药钱约六七百两银子，即使不拖不欠，也要半年后才结算。如此一来，同仁堂的经营状况更为艰难。这时的同仁堂已是多家合股经营，无奈之下，股东们只好请铺东乐平泉和药商张大镛再次出面，向朝廷提出“借银”和“增调药价”的请求。

谁都知道御药房和内务府“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尤其是上一年刚刚调了药价，现在又要求增调，难度肯定很大。为此，乐平泉和张大镛想了许多办法，走了不少门路，花了许多钱，才得到御药房一位官员的接见。

这是一位新来的官员，乐平泉和张大镛都没有见过。他看过乐平泉递的折子后，却一脸严峻地说：“同仁堂增调药价，需经圣上恩准，因此不可有半句虚言，否则就是犯‘欺君之罪’。你们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