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平泉答道：“小人虽然孤陋寡闻，却也知犯‘欺君之罪’，按《大清律》当斩，因此绝无半句虚言。”

那个官员又指点着奏折追问道：“这折子上所说‘窃商民等立业同仁堂御用药味历有二百余年’是否确凿？”

“确是事实。”乐平泉答道。

“绝无虚言。”张大镛也说。

那个官员沉思了一下，便说：“凡供奉御药者，在御药房和内务府皆有案可查，你们可千万仔细了。”

乐平泉和张大镛连声称是，再加上他们送上了一份厚礼，那官员总算把折子收下了，并说待禀告总管后，再奏明圣上。

难道同仁堂供奉御药的时间有什么疑问吗？一般都认为，同仁堂供奉御药是从雍正元年开始的，供奉御药一百八十八年。可是这个说法却和乐平泉、张大镛所述不一致。

乐显扬于康熙己酉年（１６６９）立下“同仁堂”的堂号，他的儿子乐凤鸣于康熙壬午年（１７０２）创立同仁堂药店。康熙壬午年距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不过一百三十五年，即使是从己酉年立堂号算起也不过一百六十八年。如果从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算起，只有一百一十四年，而乐平泉和张大镛的折子上却称“同仁堂御用药味历有二百余年”。

供奉御药的时间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难道是乐平泉虚报？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这是上奏给朝廷的折子，不是在街头做的广告。中国百姓信任历史悠久的店铺，因此商家也就喜欢夸大自己的历史，但是同仁堂没有必要这样做。一来，那时同仁堂已经有了供奉御药的特权，只是请求加价而已，虚报自己供奉御药的时间没有必要，更没有任何好处。二来，同仁堂增调药物必须由皇帝恩准，在这份奏折上虚报供奉御药的时间，便是犯欺君之罪，乐平泉何必要“以身试法”？因此，乐平泉这样讲，必然有他的理由，至于是什么理由，还需要史料来证明。

那个官员倒也还办事，不久，御药房便上报内务府总管，说是经查明，市面药价上涨后，同仁堂确实难以支撑，建议照乾隆十三年的办法，准许同仁堂预领官银一千两，每季度实领时，扣还五百两，分两季扣清，并同意“按时价”增加药价。这个“按时价”非常重要。因为以前的药价都由太医院拟定，最后上奏皇帝拍板。“按时价”就是按照崇文门商税事务衙门根据市价的浮沉定价，也就是“随行就市”。这当然比皇帝的“一口价”要进步了。这个方案由内务府上报皇帝，并获恩准，才得以执行。

药价虽然调了，也可以预领官银了，可是乐平泉和张大镛的忧虑仍未解除。同仁堂每季垫付的银子为六七百两，预领的官银每季只有五百两，每季还得垫付一二百两。而且，御药房的官员告诉他们，这是按乾隆十三年预领官银的成案办事，一切要遵照那时的规矩办。除了“官银办官药”外，如果送药稍有迟缓，或是药物的成色不好，就要捉拿治罪，“严加惩处，决不稍有宽贷”。

这条规定最让乐平泉担忧。因为这时的同仁堂仍是他人在经营，而铺东却是乐平泉。也就是说，如果经营同仁堂的人稍有懈怠，误了供奉御药的大事，被捉拿治罪的却是乐平泉。这就促使他要想出办法，以免代人受过。

此后，在同治年间，因为外省交通不畅，药价上涨。乐平泉和药商张洪曾经第三次申请增价，预支官银。虽然最后达到了目的，却仍是费尽了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