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１９１２年年初的一天，上海黄浦江上冷风凄凄，雾锁江面。有位中年男人垂着头，无精打采地缓缓向江边走去，就在这位中年男人低头俯看滚滚的江水，似在与这个世界做最后诀别时，突然冲过来一个人，一把抱住对方的腰，用北京话大声喊着：“东家唷，您可得想开了，万万不能走这步绝路！”

那位被称为“东家”的中年男子，叹口气摇摇头，拉开对方的手说：“唉，咱们这达仁堂，开一号黑一号，这算是怎么回事？这钱可都是我们兄弟凑的，这么下去，我怎么对得起他们？”

“东家，您可得想开了，祖上开店的时候，不是也几起几落吗？”那人好一阵苦苦相劝，“东家”才如噩梦方醒，说道：“您说的话有理！刚才我还真是想自沉来着，可是这会儿不想了。看到这大江东去还得拐几个弯儿呢，我就想开了，创一份基业哪能那么容易呢？”

这位差点儿寻短见的就是乐达仁。那位劝阻他的人，是跟他到上海来开办达仁堂的总管陈子明。乐达仁为什么差点儿走绝路呢？原来他的创业并不顺利。１９１２年，他在离同仁堂不远的杨梅竹斜街（大栅栏５５号）开了一家达仁堂，但是他知道，守着同仁堂开药铺是不会有前途的。看到老乐家的心志涣散已经无可挽回，他就带了祖上积攒的和兄弟们积资的五千两银子，在上海抛球场附近开设了一家达仁堂药店。谁知开张仪式办得红红火火，可就是没有生意。开业第一天，有人拿来药方请伙计抓药，可是伙计怎么也看不明白药方。伙计是乐达仁从北京同仁堂带来的，干了多年的卖药，怎么会连药方都看不明白呢？原来，同是中医，北方和南方却有许多不同，他们说的病名有不同，症名有不同，甚至连药方上写的字都不一样。南方的中医在写方时，惯用一种特殊的简体字，北方的医生和药铺是看不懂的。偏偏伙计又是来自于“供奉御药”的同仁堂，自认为从来没有他看不明白的药方和病名，因此，只认为是对方糊涂，或是遇到了骗子，根本想不到是北方和南方的医药文化有差别，便将药方退还了事，不但引得顾客非常不满，自己更赚不着钱。一天下来，新开张的上海达仁堂药店只卖了六毛钱的药。

直到出了这样一件事，这种情况才有了改观。有一天，有一位病人拿了药方到抛球场京都达仁堂去配药，伙计说药方写得不明白，不给配药，病家只好请写方的陈存仁先生来对质。双方争执得正凶，乐笃周带着笑容由里面走出来了，他对陈存仁很客气，陈存仁先生的气也因此消了不少，在乐笃周的请求下，陈存仁先生把“钱”、“两’、“钱半”、“两半”等南方医生惯写的简笔字，写了一张示范清单交给了乐笃周，乐笃周感慨地说：“怪不得我们配方的生意寥寥无几，今后要把这些简笔字完全学习明白。”

正因为此事，乐笃周将“乐家老铺”的四字拓本送给了陈存仁，以示感谢，并且告诉陈先生，这四个字是严嵩的“墨宝”。只是没有说他有什么依据。

这里有一个疑问，乐笃周是大房的人，上海达仁堂是四房乐达仁所开，陈存仁先生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乐笃周？从上下文看，陈存仁先生并没有搞错地点，上海达仁堂确实开在抛球场。那么会不会是陈存仁先生误把乐达仁记成了乐笃周？应当也不会。因为此后他们还有一段深入的交往，陈存仁先生不致弄错。其实，乐松生在自己的回忆录《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中说的一段话，似可释开这团疑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各房在勾心斗角中又互相拉拢。大房和四房比较接近，因为大房的叔伯们曾留学法国，四房的先伯乐达仁和先父乐达义又曾留学英国和德国，他们在接受资本主义社会新事物方面比较谈得拢，但在利害冲突的时候，彼此斗争得也就更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