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乐笃周也到上海开设他的“乐家老铺”，一方面和各大房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彼此又在互相拉拢。因此，陈存仁先生在上海达仁堂遇到乐笃周也就不奇怪了。

但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以后的事，在上海达仁堂开业之初，情势却非常不妙，乐达仁只好带着钱又到青岛开了一家分号，但是仍无起色。这样开一号、黑一号，还怎么偿还借款？乐达仁越想越苦恼，就为这个，他曾经想自沉黄浦江，幸亏陈子明好言相劝，乐达仁才重新振作起来。他的三位弟弟达义、达明和达德知道大哥差点儿寻了短见，不禁掩面而泣，都表示绝不会向大哥追讨债务，乐达仁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乐达仁又鼓足勇气到汉口开设了一家达仁堂，虽然只是小有斩获，对他却是很大的鼓励。于是，他一鼓作气，于１９１４年又在天津估衣街西口开办了一家达仁堂。

为庆祝天津达仁堂开张，乐达仁特意请到了当时的顶级明星、京剧名角——谭鑫培、王瑶卿等登台演出。

王瑶卿是一位京剧表演大师、戏曲教育家，是“四大名旦”的老师，被称为梨园界的“通天教主”。他爱好收藏，尤其是喜欢古玩、玉器、烟壶和名人字画，且鉴别能力极强。那时，他的宅中常常是高朋满座，道古说今、鉴宝释疑、谈书论画、问艺说戏，很是热闹，也很高雅。客人中不仅有演艺界的朋友，还有文学家如陈墨香、齐如山、周贻白，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名医如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等。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的父亲，20世纪30年代当过一任北平市长的周大文是个戏迷，也经常登门。而老乐家的乐咏西、乐元可，乐朴荪等都是王瑶卿家的常客，他们或是向他学戏，或是和他一起鉴宝，真正是乐得其所、其乐融融。可能是因为和乐家有这层缘份，王瑶卿才为达仁堂开张捧场。

谭鑫培戏唱得极好，索价也极高，在堂会上唱一出要五十两金子，两出就要一百两，再多就不唱了，不管给多少金子。这还不算，他的架子还极大。当年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杨莲帅听说他到了天津，托人请他到衙门里唱戏，他却一翻眼皮说：“我到天津是来玩的，哪儿有工夫干那种区区小事。”

杨莲帅碰了好大一个钉子。这杨莲帅其实就是当年掏钱让乐敬宇在山东办官药局的杨士骧，他从山东调到了直隶担任直隶总督，是真正的封疆大吏，位高权重，可是谭老板就是不买账。天津达仁堂开张这天，正逢谭鑫培最后一次到天津，受乐达仁之邀，竟欣然在天津广东会馆登台演出，为达仁堂的开幕仪式增色不少。当时的报纸介绍，“是日各界来宾，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

开业仪式办得红火，加上北京同仁堂在天津本来就很有影响，估衣街在当时又是津门最繁华的地段，天津人知道京都达仁堂是北京同仁堂的老乐家人开办的，更是踊跃登门。达仁堂因而一炮打响，开业第一天就赚了八十块大洋。从此，乐达仁把天津看作是达仁堂的发祥地，并奠定了天津作为达仁堂总号的地位。

在乐家四大房的昆季当中，大房的乐达康和乐达庄曾留学法国，四房的乐达义曾留学英国，而乐达仁本人又在德国学习考察过。因此，这两房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在这当中，乐达仁是最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也最有改革精神。当年乐达仁在德国游历的时候，就注意观察和了解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情况。因此，和各房照搬照抄乐家老铺“前店后厂”的模式不一样，达仁堂很早就开设了现代化的工厂。